由于表达了对自己主演的电影《芬妮的微笑》的不满意，演员王志文被投资方告上了法庭。
在长达几个月的沉默以后，王志文在上海接拍了一部名为《天黑请闭眼》的恐怖电影。拍戏现场离外滩不远，位于苏州河边一所正待拆迁的原人民医院大楼里。
《天黑请闭眼》是阿甘导演的一部恐怖电影。王志文说自己只是想拍一部单纯的恐怖电影，“我没有拍过恐怖片，能够获得一种新的经验，另外，这是一个与死亡有关的游戏，我觉得如果能够以游戏的方式拍一部电影，可能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9月3日9时30分，王志文在上海扬子江大酒店内接受了本报记者长达5小时的独家专访。既对自己的艺术人生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也对在他身上发生的“名片事件”和正在进行中的“芬妮事件”进行了详尽的回答。
“芬妮”在首映式前一天去世
记者：你说过，“做人，我对自己负责；演戏，我对观众负责。”按照这个接片标准，《芬妮的微笑》是不是属于不该接的片子？
王志文：当初接这个戏真是一种很神奇的力量促成的。我当时在温哥华，我哥哥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找你拍这么一个电影。我让哥哥把故事大纲传过来看一下，他说没有大纲，然后给我讲了一个大概的故事。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这个奥地利姑娘真可爱，她到底是爱这个中国人呢，还是爱这个国家？我觉得不能拒绝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
从温哥华回国以后，对方把剧本寄到上海。我看了剧本以后，对剧本不满意，因为剧本把重点不是落在对一个人的爱上面。我就提出剧本要改。对方就说，王文文你能不能到北京来一趟，我说可以。8月15日，我去了北京，对方说你能不能做好准备，电影马上就要开拍了。我说剧本还有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些时间来修改剧本。对方说现在我们是这样的，8月底要开拍。我说，时间太紧了，我可以答应演这个戏，前提是剧本要调整；第二不能在8月底开拍，要推到9月10日开拍，这样大家有一个调整的时间，然后我就跟胡玫导演谈了两天的剧本，导演认为我的想法都是有意思的。他们都说可以采纳我的意见，然后我哥哥就跟他们签了合同。
记者：你的律师说你一直没有在剧本上签字，而你们在拍片时说好签字才能够生效的，你为什么还是去拍了这部电影呢？
王志文：签完合同之后，在试片当中，对方说王志文我跟你商量一件事，电影8月18日必须开拍。我说你是在和我商量吗？是商量还是给我这个结果。因为我签约的前提是9月10日开拍，我特别叮嘱我哥哥在合同上注明，要拿到我签字的剧本才开拍。所以我在合同上一直没有签过字。
我可以不拍这个电影，但是这件事已经运作起来了，而且大队人马全部拉到了黄山那里，这个时候我可以离开，不拍这个电影。但是，事情已经成这个样了，如果因为我没签字我就不拍，可影响整个剧组的工作，我心理上过意不去。
这部电影是由中国和奥地利两家公司联合投资的，奥方制片人一直跟着剧组，我跟她一直挺愉快的，我们相处得一直很好。电影拍了一个礼拜，奥方制片人来找我，她说听说你心情不太好，我回答说我的心情本来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电影有问题。她问我什么问题，我说这个剧本有问题。
因为西方人的看法跟中国人的看法不一样，她一直不承认这个剧本有问题，一直跟我说你要抱有希望，我说，我不抱任何希望，她说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后来剧组到了上海，在现场我碰到了魏德夫人，她跟我讲，没有希望了。因为她一直都在剧组，她在拍摄过程中就知道没有希望了。
她问我，你觉得应该怎么改？我说，得改剧本。其实不只我一个人觉得剧本有问题，大家都觉得剧本有问题，只是没人敢说，只有我在那儿说。听完以后，她说，行，晚上开会。开会的结果是请大家给编剧提意见。因为编剧王浙滨同时担任中方的制片人，结果我们在商量改剧本的时候，变成一个说服王浙滨的会议，她坚持自己的剧本好，说哪里可以动，哪里不能动，这一动就不对了。艺术上的争执是永远没有标准的，你可以说这个对的，我认为这个不对的，总之，工作进行得非常困难。后来的结果是投资人说，现在留下3天时间请导演、演员修改剧本，改完剧本以后再开始重新拍……
记者：剧本究竟有没有改呢？
王志文：3天时间里，大家开始给剧本提意见，讨论完了以后，导演必须要重新写剧本。接下来，是导演把修改完的剧本打印出来给大家看，我第一时间拿到这个剧本，发现跟原来剧本差不多，我们讨论改编的那部分东西根本就没有被采纳进去，只是稍作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改变。
记者：你对剧本的不满意具体在哪些地方？可以说吗？
王志文：可以，比如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一起去教堂举行婚礼，他们举行了两次婚礼，一次是中式的，一次是西式的。在教堂正举行婚礼的时候，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剧本提供的是什么？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在里面举行婚礼，男主人公接过神父手里的戒指要给女主人公戴上，而这个时候神父已经慌乱得不行了，听见外面有飞机轰炸，急急忙忙就告诉他们，你们赶紧戴上，我得先跑了。然后，男主人公拉住了神父，“你不能走，你得给我们举行完这个婚礼。”我觉得这个细节不合理，主人公是从奥地利来的姑娘，她为什么要去教堂举行婚礼，因为在她心里有上帝。当她看见神父是这么一个状态，上帝在她心里是什么形象，她没有信仰了，我觉得这是对女主人公最大的一个破坏。她为什么到中国当一个牧师，丈夫离世，她依然还呆在中国，以后没有回去，她一定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那么我提一个建议，我要改成天上飞机轰炸，神父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继续主持婚礼，这样才会坚定她的爱情。而芬妮的原型瓦格纳夫人在现实生活中和杜成两个人的爱情，远远不是爱情能够解释的，为什么当初我接下这个剧本，我就觉得是因为瓦格纳夫人很神奇的力量，我觉得无法拒绝这个故事。而且能够重温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经历、体会这样的爱情，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当我提出对这个影片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对方认为王志文是嫌弃男主人公的戏写得不够完美，所以一直要改动他本人的戏。这些问题我不想跟别人去解释，如果我是那么一个人，我不会在那么多电影、电视剧里演配角。
最后，双方僵持不下，我也绝望了，既然你们不肯接受我的意见，不在乎电影是否能更加完美一些，那我犯不着和你们较劲，那就拍吧。然后电影就这样拍完了。依我个人的性格，我不会在接受一个事情以后中途退出。我会在这个约定当中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戏演好。
记者：那到后来在首映式上你为什么会批评这部电影呢？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犯了行规，在你之前，没有一个演员会说自己拍的戏不好的。
王志文：我也没有想到会在首映式上说那样一番话的。就在上海举办首映式的前一天晚上，瓦格纳夫人在浙江东阳去世了。当天晚上，发行商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第二天就去参加上海首映式。在舞台中间，列了几个座位，我们一群人被轰到那些位置上，一大群的媒体记者面对着我们。我就想把中间的这个位置留给瓦格纳夫人，尽管她来不了，这是我对她表达纪念的一种方式。
后来大家入座，奥地利驻上海领事馆的领事坐了这个位置旁边，导演、制片人都落座了，然后大家都在等我坐到这个位置上面。我特意坐到了最边上。结果奥地利领事问我是不是不愿意坐到她身边。我觉得没法跟她解释这个事，因为这时马上就要开会了，我说，没有，我很愿意坐在你边上。这时候我的心情已经很不好了，我的哀思和纪念瓦格纳夫人的方式被一个混乱的现场冲掉了。他们还在谈《芬妮的微笑》是一部多么好的电影，好在哪儿。我觉得他们在辱没这个故事，在粉碎这段爱情，他们在假借这个爱情在说他们想说的事，事实上这个电影跟瓦格纳夫人的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瓦格纳夫人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所以当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不喜欢这个电影。
记者：你们签订的合同里有规定你必须参加宣传推广活动吗？
王志文：宣传这部分内容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不知道宣传会在什么时间，我是否有空，所以合同上是这样写的，如果有什么活动需要我出席，必须在30天以前告诉我，并且跟我协商，征得我同意，也就是说，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决定权在我手里。我可以去，也可以不去，这是我的权利，这些都是白纸黑字有合同为证的。
记者：你当时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吗？
王志文：如果换在另外一个场合下，我可能不会那样做。但是那天我心情很不好，我一直以为上海的首映式上，我可以见到瓦格纳夫人，但是真的很蹊跷，2月20日的首映式，2月19日瓦格纳夫人去世了。
做记者曾经是我的理想
记者：我听说你小时候就特别想做一个记者？
王志文：我如果不是做了演员，那我肯定会去做一名记者。记者曾经是我的一个人生理想，后来让位给了表演。我觉得做记者能够主持正义，为人民利益鼓与呼，客观报道，把最美的事情给人看，把最丑恶的事情披露出来，使之改正。
考北京电影学院之前，我想过考新闻系和中文系，因为我数理化很差，其他的文科也一塌糊涂，就是一上语文课我就兴奋，成绩也不错，但是除了语文课都没兴趣，实现不了这个愿望。
记者：如果你是一个记者，你会如何去采访王志文？如何了解一个似乎被人知道的王志文？
王志文：如果我是一个记者，我要去采访一个人，我不会到处寻找有关他的资料，我会在他允许的情况下，跟他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如果是我采访王志文，那我会跟他打电话，王志文我们俩首先交一个朋友好不好？你说愿意也可以，不愿意也可以。你现在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拍电影。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到现场看你？他会说，看我可以，请你不要跟我聊天，就看我工作。好，我就去现场看你怎么工作。戏拍完了，那我可以跟你回家吗？不可以。但是我们相处了两天之后，他也许会邀请我去他家里来住。也许我会有一个采访提纲，问完两个问题之后，我觉得他如果不想谈这些问题，我不会强迫他回答我的问题，那我们开始聊天。首先要跟他成为一个朋友，给予他足够的时间，这样的采访肯定精彩。
记者：你曾经和媒体朋友密切到说“酒话”的程度，后来又出现“名片事件”这样的麻烦。你觉得媒体和明星、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
王志文：彼此尊重。千万不要用“你应该怎么样”的心情和态度去对待别人。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彼此都需要合作。对一些事情会有不同的态度，所以一些媒体会使用很多骇人听闻的标题作卖点，我理解这一点。
任何一件事都会有前因后果的，你不能光看到因，或者光看到果。其实做一个好记者是一个很困难的事，首先要有这样一份良知，了解事情的
真实面貌前因后果，客观报道，如果事情有争议的时候，一定要给当事人双方公平说话的机会。如果我是一名记者，这是我的职业品质标准。
但是，现在的一些媒体不是这样，起码的规则也不讲了，惟恐所谓爆料不够，出事了才好玩，才热闹。哪怕是假新闻，先报出来再说，哪怕第二天辟谣。
记者：从你的角度来看，“名片事件”的真相是怎样的？
王志文：“名片事件”发生在拍摄电影《谁说我不在乎》的时候，当时拍我跟冯巩两个人的戏，灯都打好了。那个记者没有提前跟我们预约，直接就到现场来就坐在我边上，要求采访。我说你稍等一会儿，等我拍完再说。在准备的时候，我嘴里一直嚼着口香糖。当时导演喊大家快准备，我得把嘴里的口香糖处理掉，我觉得不能吐在地上，得拿张纸把它包起来。我就摸兜里有没有纸，就把这张名片摸出来了。这个记者看到了很不高兴。
当时我立即向那位记者道歉：“这件事是我错了，您别介意。”她不接受，“你这什么意思，你这人太无礼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火了：“我这不是给你道歉了吗？你要接受的话，咱们就完了。我不认为这事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我是不礼貌，但是我的动机绝不是针对你这张名片，这件事你理解就理解，不理解的话那也没办法。”
然后到了那一年的“金鹰奖”上，就“口香糖”事件，一位媒体的记者居然对我说，“王志文，你端正你的态度，好好说话！”我回答说，请你不要用“文革”语言跟我说话，要端正态度的是你，不是我。他接下来说，“王志文，你让观众多了解你，没有我们媒体怎么了解？”
我说，“我是一个演员，我是在做我的工作，观众是通过我的作品来了解我，并且我更喜欢观众通过我的作品了解我，而不是在媒体上了解我，所以我几乎很少参加新闻发布会或者是接受采访。而且在金鹰奖这样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不愿意说这个事，如果是电视直播，我可以谈这个事情，因为你不能做任何删减。”接下来有记者威胁我，“你要再狂的话，我们就封杀你。”这种威胁完全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做法。然后我就生气了：“你们也不要自视太高！”然后我就起身走人了。后来，就有了一封部分媒体联名讨伐我的公开信。
记者：媒介伤害过你，你是不是也伤害过媒介呢？它们可能误伤了你，你有没有误伤过别人呢？
王志文：我觉得会有的，因为伤害是双向的，所谓伤害。我觉得被伤害了，同样记者也会觉得他受了伤害，比如说让王志文摘眼镜，王志文不肯摘；比如说让王志文喊一句口号，你不喊；比如说想采访你，王志文说我没时间，他就觉得受伤害了；比如他问我，王志文你吸毒吗？这个问题我应该怎样回答呢？后来就有报道说，王志文去吸毒了。还有一家安徽的报纸，把别人干的事儿安到了我的头上，批评我“德行如何如何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后来我就很少和媒体打交道了。
记者：这是不是做公众人物不得不付出的一些“代价”？
王志文：我不认为是必须的。
那种幸福在4小时后消失了
记者：《过把瘾》让方言这个人物成为你的标志，这个电视剧在当时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但是你说这样的人物让谁演都会火。
王志文：千万不要以为我在客气在谦虚，我不是一个谦虚客气的人。在电影电视剧里，当一个成功形象出现的时候，一定跟人物的文学形象塑造得好有关系。王朔的三部小说合成一个八集的电视连续剧，这个文学形象会有多扎实，而且还是一个动人的言情故事。
记者：《过把瘾》之后，你火得一塌糊涂，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不是很幸福？
王志文：那种感觉肯定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在四个小时以后就消失了。我记得《过把瘾》剧组第一次去的城市是天津，当时我和江珊、赵宝刚，还有运作这个戏的公司人员，一起到了天津。我从来没有那样的感觉，天哪，一部电视剧有那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剧组在台上，上万观众在台下叫喊，你一挥手他就可以哭。
观众见面会结束以后，热情的观众意犹未尽，团团围住了我们，而且情绪越来越疯狂，局面失控。赵宝刚比我们要大一些，见势不妙，让我们赶快撤离。正常的通道全部是人，他看见有一个广告牌的侧面还可以走，于是就掩护我们从那里走，但是他自己没注意，头碰到了广告牌后面的铁支撑架上，当时血就出来了，然后送到医院缝了几针。接下去是主办方在一个饭店请剧组吃饭，没想到吃了一会儿，观众又赶过来了，我们四周又围满了人。像狂欢节一样的，不断有人敬赵宝刚的酒(他前两部戏《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非常受欢迎)，我不允许他喝这个酒，因为头上缝了几针，刚从医院出来，血管已经裂开了，酒精是很不利于它生长的。但是没用，不断有人上来敬酒，不喝不行，所以赵宝刚就得一杯一杯的喝。
后来我就发脾气了，说，他今天晚上来这里坐着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你们再强迫敬酒我马上就走！我坐在那里，心里的快乐和喜悦渐渐就没有了。因为我觉得，我要的并不是这些，如果这是成功。
记者：《荆轲刺秦王》是一部遭到媒体轰炸的影片，也许是遭到“误炸”的片子。你觉得它的遗憾处多还是杰出的地方多？
王志文：事实上这部电影需要有两个版本，为什么需要两个版本？因为它完成的时候剪完的素材带有6个多小时。中国和日本对这段历史在理解上存在差异，中国和日本的观众需求也不一样。日本投资商需要一个合适在日本上映的版本，根据他们的要求，陈凯歌从6个小时中剪出了一个近两个小时的版本。
所以这部电影有两个版本。但是，由于为日本剪的片子是在人民大会堂放映的，然后中国这个版本再出来，因此有一些媒体认为是他们的压力和批评让陈凯歌决定对电影进行修改，特别骄傲。其实不是这样的。
陈凯歌不是一个人云亦云、因为他人意见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导演。我一直认为《霸王别姬》是中国好电影当中屈指可数的一个版本。他的身上有一种梦幻般的色彩，带着纯真，这同样也流露在他的作品中。有时候你会觉得与喜欢的人一起工作是一种荣幸，我是因为这个接拍《荆轲刺秦王》的。
记者：对自己的角色满意吗？为什么会觉得禣是一个“爱情烈士”？
王志文：对电影里的每个人来说，应该有他独立存在的意义。比如禣，他的意义就在于他跟政治无关，嬴政是把他当成一个有阴谋的人。禣不是想谋权篡位的野心家，也不是能运筹帷幄的军事家，而只是一个渴望过正常人生活的情种。所以，他会在发动政变前，对着熟睡中的孩子轻叹：“可怜我那两个儿啊。事实上只是我们想过一个平民的生活。”就这么简单。但是因为政治，禣和王太后的情感就变质了，不是他们想变是政治让他们改变。
所以任何情感在政治面前都没有力量。当时我看完剧本，陈凯歌就问我对角色的感觉，我说：“这是个爱情烈士。”凯歌导演一愣，明白了我的意思，说，你厉害。
记者：这部电影的遗憾呢？
王志文：我觉得这样大投入的电影，还有这样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导演做出来的电影，应该拍得更好一些。
我觉得陈凯歌导演的问题就在于他要说的事太多，一个电影是容纳不了那么多的思想，也许，把他的思想拆分到多部电影中去，可能要更好一些。
除了电影什么都可以妥协
记者：和陈凯歌再次合作是《和你在一起》。作为监制的黄建新认为那是一个“适合你”的角色，你自己认为呢？
王志文：我觉得黄导演说我合适可能是指“江老师”和我的生活状态有点接近，他觉得王志文也是一个对生活有标准的人，他不会每件事情都那么面面俱到，但是他有一部分东西是不能被破坏的。在这一点上有共同的地方，王志文除了电影，什么都可以妥协。
江老师为了煤饼的摆放与女邻居大动干戈，一提到古典音乐，马上变得严肃而沉静；身上穿的衣服可以一直不换，钢琴上却要保持一尘不染。他跟刘小春的关系像一对恋人，这个爱是什么，对学生的爱。而且两个人需要吵架，一见面就开始吵。在表演的时候，我就从这个地方进入，寻找跟江老师相通的地方，把它提炼出来。
记者：对《和你在一起》这部电影你怎么看？对陈凯歌的转型你怎么看？
王志文：这个电影的前三分之二很好，后三分之一不尽如人意，不尽如人意在于凯歌的初衷没有坚持到底。电影的力量可能就来自于坚持。
比如最后的火车站，火车站一群人围在那儿，看着父子俩人，这个场面在我看来是一个问题。人物应该按他的轨迹走，比如说刘成跟儿子一定要见面，这是必须的，而且儿子最后离开了演奏会的现场，来到了火车站，这个之前都是对的，但是当孩子在那开始给他拉琴，这个就出问题了，因为你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东西，最后走到了一个非现实当中去……
我觉得凯歌可以去关注他以前没有关注的领域，但是要彻底换一个方式，因为表现的对象和生活、题材都不一样了，用原来那个看问题看世界的方式去做另外一个主题，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原来在空中行走，忽然现在落到地面上来，要紧急迫降，一定是有危险的。但是作为一个导演来说，我觉得作不同的尝试没有什么坏处。我也喜欢看到凯歌能够成为像学生那样的一个拍电影的方式，我觉得他现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很好。因为原来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既定的大师，当大师走下神坛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很可爱的。
记者：你和电影学院“七八班”的几个女性导演都合作过，和李少红的合作是怎样开始的？
王志文：她们都是不错的女导演。我跟少红的合作应该是1988年就开始了，她的第一部电影叫《银蛇谋杀案》，她就来找我演。那个时候我正在做毕业论文，她的副导演找到我之后，对我说，这个剧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最后定稿，李少红导演还一直在改。我要求看剧本，再决定是否出演。副导演就觉得你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我们找你演一个电影的男主角已经很好了，你还挑这挑那的。副导演说我这个人很狂，对我的态度十分不友好。后来过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副导演打电话告诉我，让我用半天的时间考虑是否出来演。我说，不用半天，我现在就明确给你答复，在我没有看到剧本之前我不会答应你的。
李少红、摄影师、制片主任第二天就到我宿舍里来了，对我说你怎么不演了？我说，我没有看到剧本，你不能让我决定一件我根本不知道干什么的事情，还有你们这个副导演没这么说话的。李少红告诉我这个角色是拿着我的照片，贴在墙上改剧本的，希望我考虑一下，而且答应剧本出来给我看。但是我当时心情很不好，我对她说，如果让我演的话可以，但是必须请这个副导演离开。后来这部戏我们就没有合作成。
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一直觉得对李少红挺歉疚的。到了1993年的时候，她决定拍《红粉》时再一次来找到我，我说，咱们俩什么事也不想，我现在就答应你。后来一看剧本，相当不错。
我每一次拍戏都很愿意去以这样一个形态出现，就是我是一个零件，你好好的使用我，然后我配合你运转，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记者：比较起来，好像还是电视剧里的王志文比电影里的王志文给人印象深一些。你自己怎么看？
王志文：一个是我电视剧拍得多，看电视的观众比看电影的观众多得多。电视剧的市场空间比电影大得多，而且可以赚钱，赚钱的电影很少，工作机会比电视剧要少得多。所以，这些年我拍电视剧会多一些。我觉得电视剧比较简单，大部分的观众爱看，它就是一个不错的电视剧，评论家们对电视剧没有这样那样的要求。
拍电影、电视剧不能取决于我，演员只能等待导演的召唤，然后把角色演好。从我的角度来讲，电影电视是一个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我找到了生活的一部分乐趣，这种乐趣在不同程度上是别人享受不到的，比如跟别人接触，跟一些事情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会很愉快，我觉得很好。在表演上，我对电影和电视剧一样用心，没有什么区别。
记者：你、陈道明、姜文都是属于很有争议性的人物，你怎么看他们呢？
王志文：你说的姜文和陈道明无疑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不光是他们俩，在我眼里还有葛优、李保田……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态度，对自己人生的态度，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们这边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愿意力求人的完美，要求我们做“三好学生”，你不光要身体好，身体好了以后还得学习好，学习好了品德还要好。社会上这样的人有吗？有，肯定会有，但是我做不到。我只想做一个身体好、工作好的人，我不想做品德好的人。品德好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你理解的品德，还是我理解的品德，因为道德这个东西是没有上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