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文学没有力量的时代，戏剧惨了。
■纪念人艺建院50周年，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艺的未来怎么发展？你们正处在一个“改朝换代”的时候，如果说曹禺他们是第一代，刘锦云他们就是第二代，你们就是第三代。现在正是你们将要主宰舞台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涉及到许多问题。
□总体上我的感觉，“文革”前的人艺是非常辉煌的，有一批大师级的杰作。第二代，在80年代，也有《狗儿爷涅》、《小井胡同》、《绝对信号》等许多作品，林兆华以及人艺的一批剧作家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的。那也是话剧非常辉煌的一个时代，人艺比较著名的代表作几乎全是那个时代出来的。和前面的辉煌比较起来，我们这代人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要有两个东西，一是要拿出真正优秀的作品，像《狗儿爷涅》、《小井胡同》、《绝对信号》那样的作品，说实话，我们还没有拿出来。那个时候，刚粉碎“四人帮”，有一个文学爆炸，戏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的，那时有一批特别优秀的作品出来。我们这代人，人艺是我跟六乙，国家话剧院是查明哲、王晓鹰、娄乃鸣，包括孟京辉也是我们这一代的，都在排戏，但都还没成大事。一个原因是没有和他们匹配的编剧。林兆华排了刘锦云三部，排了过士行三部，林兆华的代表作也是和林连昆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没有与我们在一起的剧作家。我们正处于文学和剧作没有力量的时代。说实话，没有特别棒的作品。
■如果换个角度，就是文学跟着时代往前走了，而戏剧没有跟着时代往前走，是不是这样？
□生于60年代的作家有苏童、余华、莫言，包括王朔，看起来并不弱。电影的第五代、第六代，比起他们的前辈，也挺厉害的。我一直在想，我们这帮人为什么没有成特别大的事？在话剧界，我们应该是艺术思维和看东西最多的一代，比如出国，赶上这个时候了，都出过国，都到国外去看过很多戏，还有人读了博士，外语我相信比上一代也不弱。弱在哪儿了呢？我觉得有两点，除了剧作，再有一点，我们赶上了一个商业时代。商业的东西太厉害了，我经常说，我是在跟钱打仗，这样的经济压力是我们的前辈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我总在想，焦菊隐如果活在今天怎么办？于是之怎么办？我要和演员一起工作，但演员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这儿，要出去挣钱，而且，对钱的欲望是跟人的本性挂钩的，它没有止境。很多人为了在剧院拍戏，外面就要牺牲很多，10万，20万，30万，真是这样，比如排《足球俱乐部》，张志忠推了一个主角，冯远征两个，所有人都是这样。我们是靠信念、靠剧院的凝聚力在做。对导演来说，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但起码非常严峻。没有剧作家，导演自己干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焦菊隐和郭、老、曹，他们很容易沟通，容易建立一种感情上的联系；刘锦云和林兆华，他们也能建立一种沟通，你们这一代导演和60年代作家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比较弱？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这一代导演并不少，少的是剧作家，有时说剧作家靠培养，所谓培养其实就是死拽着人家。现在我可以在人艺数出两个导演来，国家话剧院数出七个导演来，而真正这个年龄段的剧作家你数不出来。比如过士行，他也是五十年代的。郑天玮一直在写，但除了她还有吗？没有了。最逗的是，戏文系毕业的很多人都当导演了。大量的毕业生，有时一个班没有一个写剧本的，真是囊中存米清可数。
■现在像你这样的导演是不是都自己弄剧本了？
□有一些导演是这样，像孟京辉。可能有一种心理，既然没有好的，不如我自己弄。还有一个，我不用求人家了。戏剧必须是自发的，定货这种事戏剧可能不行。曹禺没人跟他定货，《于无声处》那时谁理他了，包括《狗儿爷涅》、《绝对信号》都是从心里流出来的，这样才能出好东西。定货，能出个中品就不错了。包括《北京大爷》，也是中杰英自己想写的，这种自发性，觉得不写不行，好东西还得这么出。
我绝不做人艺的逆子
■我们再换个角度，你现在衡量剧本的时候，用的标准很可能就是当年焦菊隐用过的标准，林兆华用过的标准，到了任鸣，还要延续这样一个衡量剧本的传统，可是对写剧本的人来说，已经变化很大了，他们既不像老舍那样写剧本，也不像刘锦云那样写剧本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剧本是有，但你们觉得不成？
□我们的审美以及对文学的理解和上一代已经有很大差别了，我们这代人看东西不能说很现代，但传统已经被一些人放弃了。具体到我的情况，我认为我是人艺的儿子，一个剧院有她自己的传统，就像一个民族或是一个人有爸爸跟爷爷似的，如果我完全不要这个东西了，那么可能就要面临不做了。我可能还是要扛这个招牌的。我觉得，人艺过去的好东西绝对是文化，《茶馆》是文化，《狗儿爷涅》是文化，《天下第一楼》是文化，《北京大爷》是文化，这一脉文化我希望在我这还是要保持的，不能割断了。北京人艺是一个很有民族自尊感的剧院，不管是批判的，还是反思的，还是苦难的，它把自己剧院的作品和民族的尊严联系在一起，不管是《龙须沟》，还是《茶馆》、《天下第一楼》，都是愤世嫉俗的，用曹禺在人艺四十周年时说过的话，就是与祖国共存。在这一点上我是不会放弃的；同时我想，我们是北京人艺，我希望能够反映北京特点，我不是狭隘，过去的京味是老舍，后来的京味可能就是王朔了，现在说是刘一达，不管是什么，有一点，如果连北京本土的生活你都不反映了，那多少是个遗憾。我有这个责任。这是第二点我要坚持的；第三点我要坚持的，北京人艺是人民的艺术剧院，我理解就是大众的，老百姓的，或者说平民的、市民的，总之，如果我们这个剧院永远和老百姓连在一起，老百姓就爱看我们的戏。如果说继承人艺风格的话，这三点我是必须坚持的，我不会放弃。
■我觉得林兆华这点做得很好，他顶着很大的压力，来做这件事，我觉得这并不就是对传统、对人艺风格的背叛。任何一个导演、剧作家都要和你的时代结合在一起，我是想有没有这个问题，历史太辉煌了，在它的照耀下，下一代永远发不出光来。
□是这样，要区别于你的上一代，你怎么做？林兆华和焦菊隐有区别，孟京辉和林兆华也有区别，这种区别在于某一个个体对某一个个体。从剧院的角度来说，我曾经想走一条新路，但必须是配套的，编、导、演要配套，融为一体，至少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剧作家。我这么认为，从观念上我们跟老一代是不一样，问题是我们拿不出有分量的东西，来证明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还有一点，80年代那批人起来的时候，正好是观众围着戏剧转的时候，人们对你的改革感兴趣。现在，人们对戏剧的变革已经不感兴趣了。你可能已经很超越了，但对观众来说，已经不愿意看了。这就比较麻烦了。你问的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我可能不是人艺传统的背叛者，我更希望改良。有一次我见曹禺的时候他就说，人艺的风格要发展，但是不能没有。他特别怕剧院没有风格。而且，每一个年代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办法成，是好办法，当年他们用这个办法干成了。但在今天用50年代或80年代的办法可能就干不成，逼着你用一种新的方法，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必须创新，但有一点，我不愿意背叛祖宗，对我这是比较麻烦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