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去世之后，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总觉得不厚道，也就没写，现在是不是就该写了，也不知道，大概还是不该写的。只是我已经老了，再不写，往后怕没这个兴趣了。纯粹是为自己，还是写出来吧。
新时期以来，年龄不大而死了的几个著名作家中，我认识的，只有一个路遥。１９８０年初，我在文讲所学习，其时文讲所还在左家庄的朝阳区委党校，左家庄这个名字，现在想起来很有意味，路遥代表《延河》编辑部来组稿，我给了两个短篇小说，都发了。那时他还是个普通编辑。第二次见面，是多年之后。他在延安写完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去北京送稿，路过太原，我们几个朋友在一家不错的饭店请他。这时的路遥已是有名的作家了。席间，我们向他敬酒，他的憨直的弟弟左一句“厄（我）哥有病”，右一句“厄（我）哥累扎咧”全挡了驾，弄得大家了无兴味。又过了两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没多久便听到他去世的噩耗。
路遥是活活叫累死的。他的那本《早晨从中午开始》出版之后，我没看过，内子看过报上的连载之后，这么给我说。她说她怎么也弄不懂这位陕西的作家，家在西安，要写长篇为什么非得去延安，到了延安哪里不能住，非得住在煤矿上，住在煤矿上也行，为什么明知晚上要加班，不准备些食物，非得弄到吃多少天前剩下的霉窝窝头不可。写完一部长篇本应当是兴奋不已的事，为何竟厌恶到将笔从窗户扔了出去。
我是懂得的。那时，我已当了一任县委副书记回来，知道和我年岁差不多的干部们是怎样生活，怎样工作的，开始反思自己过去那种拼命三郎式的写法究竟值得值不得，正在思谋着怎样轻松地写作，挣上大笔的钱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路遥是个苦孩子，没读过多少书，他的文学成绩主要得益于模仿。模仿激发了他的灵气，升华了他的生活积累，模仿也使他便捷地掌握了前辈的写作方法，轻易地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好了还要再好，他心里的目标是那个茅盾文学奖。毕竟是农家孩子，认定的做事方式只有一个：辛苦，祖祖辈辈遵循的种庄稼的路数，汗滴八瓣子，定是好日子。
模仿是那个时代的风气，非独路遥为然。山西的作家模仿赵树理，河北的作家模仿孙犁，陕西的作家模仿柳青。文学也像传染病一样，谁挨得近谁就能得上。赵树理虽有土性，但性格中有的是幽默，于是山西作家也下乡，只是下了乡绝不会太苦了自己。孙犁的风格是清丽、飘逸，你想让河北作家吃苦他们还怕坏了自己的手气。陕西作家真不幸，摊上个柳青，那是个肃穆而又古板的人，于是陕西的作家便下乡就是下乡，吃苦就是吃苦，没有一点转圜的余地了。
光是吃苦，放不倒这么一个壮实的陕北汉子，还有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的鼓励或者是说蛊惑。要写厚重的作品，要写划时代的作品，要写死了以后能当作一块砖头垫在脑袋下面的作品。要挖掘，深深地挖掘，挖掘人物的本质，挖掘事件的底蕴。时代呼唤着史诗式的作品，人民盼望着新的鲁迅和茅盾。
于是这只知蛮勇的农村孩子，知道光给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买两件新衣裳还远远不够，还要亲手织一件能笼住天下的母亲和妻子的华丽的衣衫。于是这苦命的农村孩子便只能一步一步地走近自己的终结。
究竟是谁谋杀了路遥，我也说不清，敢说的是，一部百万字的长篇，不该要了这样一位也还优秀的作家的命。再就是，以死拼得一部《平凡的世界》，惋惜之后，心生值不值得的疑问。那些鼓励或蛊惑过路遥的文学评论家，实在该反省一下自己究竟懂不懂得文学了。
卡尔维诺，是意大利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写了四十年小说，探索过各种道路和做过各种实验之后，应该是我寻求自己毕生事业的总体定义的时候了。我想指出：我的写作方式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故事和语言的沉重感。”
卡尔维诺的话，值得我们作家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