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肆虐过后，那些据说是曾经收敛过随地吐痰、随地便溺、随地丢弃垃圾等陋习的同志，纵然并非全部，也是多数又固态复萌了，并且就我的感觉而言，好像为了弥补被迫收敛时的某种损失，以致复萌得比先前更加“茁壮”。就拿吐痰来说，不信请去大街上公园里瞅瞅，那种毫无顾忌的随心随意随时随地，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原因自然非止一端。照我想来，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有没有这类陋习的同志，大都觉得，此类陋习陋则陋矣，终归是生活小节，因而思想上重视不够。然则所谓小节也者，其实是很有商榷的必要的。
　　人们对某种或某类行为进行判断与评价，总是在一定理念的指导下，以该种或该类行为是否对社会和他人产生影响，影响的性质和影响的大小轻重为其依据的。“人命关天”一语人们常说并且尽知其义：事情一旦关乎人的生死存亡，便其大如天，不可小视。既然随地吐痰、随地便溺、随地丢弃垃圾等这类陋习，能够传染疾病，又特别是能够传染像非典型肺炎这种传染性极强的颇有生命之虞的疾病，其对于社会和他人的危害，较其他诸多不良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例如并不危及生命的侵犯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是不是更严重呢？如果说，人们认为并不危及生命的侵犯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不属于生活小节，没啥不妥当的话；那么，将危害性比并不危及生命的侵犯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更严重的随地吐痰、随地便溺、随地丢弃垃圾等陋习，视为生活小节，怕就不妥当了。当然，这里所说的传染疾病，是一种可能性。但是，面对这种颇具现实性的可能性危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才是应持的负责任的正确态度。
　　道德的有无与高下，对于人之为人和人格的高下优劣，是极端重要的。这里用得着古人的一句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达尔文则说：“人与低等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类具有道德感。”惟其如此，对于一切有损于道德品格的行为，是不可以视为小节的。视为小节，便不当回事儿，很可能一不经意，使自己的“人籍”不保。譬如，人若随地便溺，仅就便溺而言，就实在难说还与禽兽有什么区别了。由于非典的肆虐，如随地吐痰、随地便溺、随地丢弃垃圾等这类陋习，于一个人的道德品格——具体而言是社会公德心——有损的负面影响，是大大地彰显了。从做人就一定要讲道德而绝对不能不讲道德的角度来看，似乎也是不可以把随地吐痰、随地便溺、随地丢弃垃圾等这类陋习，视为小节的。至于这类陋习还遭外国人诟病，则是关乎形象不可小视的又一个角度。
　　事物矛盾的性质，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面，是会发生变化的。人们的行为之是否关系到节和节大节小，当然也不是凝固的。男女授受不亲，在古代是曾被视为“大礼”的，自然关系到节；现在则早已扫进了腐朽封建主义的垃圾场。武二郎景阳冈打虎，曾被视作为民除害的英雄壮举；事情搁到现在，只怕我们这位山东老乡，不但好汉之节不保，而且要官司上身。当人们不知道随地吐痰、随地便溺、随地丢弃垃圾等这类陋习会传染疾病，认为至多也就是不大雅观的时候，把这类陋习看作是生活小节，理有固然；当人们已经知道这类陋习能够传染疾病又特别是知道能够传染非典以后，再把这类陋习看作是生活小节，理将安出？这里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