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由于“文革”的缘故，郑凤荣被迫告别心爱的跳高赛场。１９６３年和１９６４年间，她的训练成绩多次达到１·８０米的高度。可无情的政治运动使她屡遭重创，甚至让她一度产生过轻生念头。“我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真的搞不懂，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好人要受整治？”郑凤荣动情地说，“就在我生不如死的当口，敬爱的周总理又托人捎话来，鼓励我一定要坚信我们的党，要坚强地活下去！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要没有总理的关怀，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今天。”
　　１９７５年５月９日，是贺龙元帅平反昭雪后安放骨灰的日子。郑凤荣也去了，当她看到敬爱的周总理时，便身不由己地向前挤去，欲向他老人家倾诉委屈。眼看要挤到总理身边时，她却戛然止步。“我看到他老人家脸上的老年斑和日渐消瘦的脸颊，就再也不忍心让他为我遭受冲击的事儿烦心。谁知道，这竟成了我和总理的永别。后来，总理身边的人告诉我，总理一直惦记着我的安危，并多次提到要见见我。”说到这，郑凤荣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像孩子般呜咽起来。

　　最中肯的建议

　　“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从事教练工作。”郑凤荣若有所思地告诉记者，她有一天清晨到北京天坛公园遛弯儿，看见许多孩子在跳绳玩儿，可技术要领和动作都不够规范，她便上前示范，教孩子们怎么练习才事半功倍。孩子们在她的调教下，动作日臻完善，从此找她来学习的孩子也一天比一天多，最多的时候达到４８人。
　　“那天我到国家羽毛球队去，一个大小伙子跑到我面前，向我深鞠一躬，并说道，‘谢谢郑奶奶！没有你的精心培养，我也进不了国家队……’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跟我在天坛公园晨练的孩子中的一个。”郑凤荣感慨地说，“身教胜于言教。作教练员的一定要身教，你示范一次胜过十次讲解。”
　　“身体训练是基础。我们现在也开始注重身体训练了。但我不赞成花重金请外教来教我们身体训练，我们不能盲目迷信外教。”郑凤荣分析说，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身体条件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外国人天天吃的是黄油、面包加牛肉，光饮食结构方面我们就与之相去甚远。从小饮食结构的不同，必然导致后天身体素质的差异。我们的身体情况是有别于外国人的，训练中必须区别对待，因人而异。每个人之间也各有不同，有力量型的也有速度型的。“你让‘老外’把训练外国人的那套东西搬来培训我们中国队员，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就是在国外，每个队员也都有自己的身体教练。”

　　最不愿提的是足球

　　“我最不愿提的就是中国的足球。”郑凤荣恨铁不成钢地感叹道，“中国足球改革的初期，水平上不去说是缺钱，可如今有钱了，钱也‘海’了去了，咋水平就总不见长呢？应该说咱们的水平有提高，但进步的幅度远不如人家外国。上届韩日世界杯足球赛咱们能进去不是必然，而是偶然，那是侥幸。”
　　郑凤荣认为，中国足球之所以进步不显著，主要是缺乏针对中国人自身训练的方法。“光突出技术不行，必须要重视身体素质训练和心理素质训练。每练一次就要有收获，不能把错误延续到下堂训练课上。不仅重数量，更应重质量。”
　　“现在的队员要知足，千万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郑凤荣说，“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奖金应该有，但我们的队员不能忘记，我们毕竟不同于其他国家，我们还是要讲奉献的。我希望运动员们都能多拿报酬，但一定要拿得合理，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

　　□　本报记者　于　锋　杨国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