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

    关键词：农村医疗
    寻找“新农合”运行机制的完善之道
    口述：大众日报高级记者 陈中华 整理：大众网青年记者 曹 亮

陈中华畅谈“新农合”运行机制的完善之道

    “‘限定医保定点医院’、‘先由病人垫付高额治疗费用’、‘凭有效票据和相关手续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报销’等规定，成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弊病。”
    “解决农民的医疗问题关键是，有效降低医疗费用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制度：尽快大幅度提高报销比例；进一步简化报销程序；适度放宽医院选择范围；特殊情况下，允许先看病后交钱。”
    我和陈中华老师的第二次约定，是在大众报业集团的医务室里，一见面，陈中华老师就和我“瞪起眼来”，他半是认真半玩笑地说：“小曹你整理得很好，我都仔细看了 ，但我对你介绍说我复查治疗很有意见！不少领导和同事看了后都给我打电话，让务必以身体为重。我说身体没问题啊，绝对胜任两会报道任务！我只是‘闹肚子’而已！”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姜大明省长特意用一大段谈了“推动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并且提出了“完善新农合运行机制，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提高到120元，开展部分重大疾病救治试点，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看得出他对此很兴奋，因为这个领域对他来说也是最熟悉不过的了，他不仅在多年下乡采访调研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也在近几年的患病治疗中，更深入、切身体会到了农民之苦……
    10分钟后，陈老师走进医务室，他把一杯淡茶放在了旁边的沙发上，待医务室黄主任扎好针后，便开始了在 “打点滴”中的长聊，而等到聊完医疗这个话题，“点滴”也刚刚打完。此时，记者突然意识到，放在旁边沙发上的那杯淡茶，陈老师和记者都忘了喝。

    医疗费用随市场经济水涨船高

    前几天我拉肚子，去了一趟医院，一晚上就花了400多块钱。我在2006年期间治疗癌症，一年就花了将近20万元，我们农民得了病后，有几个能像我这样的？
    2006年，在住院治疗期间，我结识了一位来自平阴玫瑰乡的农民病友，我与他同病相怜。当时，他手头上仅有6000多元看病钱。当他得知要想治愈需要大量的医疗费时，他一脸惊讶和无奈，摇着头说：“这些钱如果不够治疗的话，我就不再治了。”之后，我在医院里再也没见过他。其实，在农村像他这样拿不起钱，看不起病的人还有很多。
　  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化造成了环境污染，市场经济带来了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各方面的原因使得患大病的机率和比例明显增加，而医疗费用也随市场经济的大潮水涨船高。

    医疗救助额太低并非农民“救命稻草”

　　我曾经在两三年前，就农民的看病问题进行过深入的采访。期间，我写成了三五篇调查报告。2005年，我赴青州一个村庄进行采访。那时，当地政府开始施行医疗救助政策，其方式就是在财政收入中支出一部分专项资金，向患有癌症、尿毒症等大病且符合救助条件的低保户给予一定的补助。事实上，该村一位患脑瘤农民做完手术后，仅得到了1000多元钱的补助，这个补助份额应该说是比较少的。
    采访中还发现，尽管这个村施行了医疗救助政策，但村里面大多数的癌症患者因为无力承担昂贵的医疗费用而放弃了治疗。可见，政府的医疗救助政策并非是患病农民的“救命稻草”。之后，我就写成《寻访患大病的农民》这篇调查报道，目的就是揭示农民看不起病的现实。
　　那时，我省已有83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医疗救助工作，但对患大病农民的救助标准仍偏低，经济欠发达地区一般仅补助1000元至5000元，这点钱对大病的治疗费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新农合”实施之初，基本医保条杠还是太紧了

    2009年春天，我去济南西郊的殷家林村采访，那时候，“新农合”已经施行一段时间了。由于先交钱后治疗、凭票报销的政策，让多数患病农民，仍无法就医治疗。殷家林村当时有四名身患癌症的农民，其中仅一两名患者进行了简单的初步治疗，就再也没有去过医院，其他几位也因资金缺乏没去就医，只能在家等死。而在农村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在我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与我接触的病人中，因不堪医疗费用的重负而放弃治疗、为了保住性命脱离医保自费治疗而致贫的并非少数。
    其中有一个癌症患者，他是一位来自山东临朐年仅8岁的孩子。他的母亲是个乡村教师，父亲是一个做车辆维修生意的店老板。为了让孩子治病又不落下功课，母亲在孩子住院期间，带了一冬天用的教科书给孩子补习。
    他的父亲凭借几年的苦心经营积攒了点儿钱，并且自己还拥有一辆陈旧的“桑塔纳”轿车，每次治疗，孩子都是坐着爸爸开的车来到济南。但就这点家当也经不起大病的“折腾”。起初，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们一家人也是四处求医。因在北京治疗感受人情的冷漠，决定回省治疗，就这样，他们每周带着儿子来济南作化疗。为此，他们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最后，连自己的车都卖了。在我出院的那天，他们爷俩儿打车回老家了，这是他儿子第一次没坐自家的“桑塔纳”轿车。
    还有这么一个病人，她是枣庄市中区的国有企业改股份制公司的一名工人，参加了城市医保。但城市医保规定，参保者必须在医保定点医院就医方可报销。但是，作为一名癌症患者，就医治疗都已保住性命为原则，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她放弃了城市医保，自己拿钱选择了省级大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期间，她为了节省开支，白天治疗，晚上租住一晚8元的小旅店。另外，她因担心丈夫请假过长而丢失了工作，失去家庭的经济来源，她强行支走了悉心照料她的丈夫。

    完善 “新农合”运行机制，我有很多建议要说

    从上述案例来看，无数的农民因垫付不起高额的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更有无数的参加城市医保的患者，也因医保定点的限制和高额的诊疗费用而放弃治疗甚至致贫。显然，现行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市医疗保险制度中的“限定医保定点医院”、“先由病人垫付高额治疗费用”、“凭有效票据和相关手续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报销”等规定，成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弊病。
　　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被动消费逐渐增多：高中借读需要缴纳赞助费，上大学要自费；为了应试，开始加强孩子的学龄前教育；以前都是自己盖房，现在开始购买商品房；看病就医费用一涨再涨等。相对来说，医疗消费让人们不堪重负，而相对落后的医疗制度与高额的医疗费用却分走两极。
    完善 “新农合”运行机制，我有很多建议要说。在采访中，农民对“新农合”反映集中在报销程序太复杂，大病、小病都是先垫付，报销比例不够高，限定医院医疗水平跟不上等方面。　　
    所以说，要解决农民的医疗问题，首先要解决他们在“新农合”制度上的后顾之忧。即在有效降低医疗费用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制度：尽快大幅度提高报销比例；进一步简化报销程序；适度放宽医院选择范围；特殊情况下，允许先看病后交钱。
　　当然，要想医疗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那得需要国家在继续加大政策和财政倾斜基础上，加大财政支出制度的改革，避免机构重叠，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建设投资。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