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士的光荣与梦想

烟台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内的张弼士塑像。

　　本报记者 张子森 张坚栋

　　与清末民初全国范围内的民营企业类似，山东此类企业最早亦从军事上和经济上防止外国侵略，由“求强”而到“求富”以实现抵御外侮。“虽然它们规模狭小，力量单薄，远不足以对山东传统经济形成整体性颠覆的冲击力，但考虑到这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对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经济体制进行的一次全方位的初步改造，其意义仍不能低估。”

　　9月28日，在烟台市张裕酒文化博物馆，葡萄酒香氤氲在空气中。闭目凝神，酒香似乎穿越了百年的时空隔阂，回到晚清，依稀见证了100年前那划时代的革命。

　　岂止是见证。作为晚清民族资本家中的佼佼者，张裕创始人张弼士曾资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用于开展革命运动。

　　1912年8月，已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先生，受袁世凯之邀赴北京会谈。途经烟台时，孙中山参观了张裕公司，并题赠“品重醴泉”。

　　这是孙中山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企业题词。而这一题词，也记录着民族资本企业对辛亥革命的推动作用。

　　为创办张裕先戴“红帽子”

　　芝罘湾潮起潮落光阴荏苒，烟台山灯塔长明跨越百年。

　　孙中山和康有为都曾到过彼时的张裕酿酒公司，留下过墨宝。100年以后，他们在酒文化博物馆化身为雕像，永远保持一个姿势，目光向着远方。

　　时光追溯到清同治十年(1871年)，已是南洋巨富的客家人张弼士接受一位名叫拉辖的荷兰友人的邀请，参加法国驻雅加达领事馆举办的酒会。酒会上法国领事偶然的一句“这酒如果用烟台所产之葡萄酿造，质量也毫无逊色”，让他眼前一亮，产生了在烟台建葡萄酒厂的念头。

　　张弼士虽有千万贯家财，但没有清廷的官家身份，在国内投资设厂始终无门。清光绪十六年(1890)，清驻英钦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回国途中，龚氏特意拜访了张弼士。张弼士经营的谋略、处事的智慧、为人的大度，深得龚氏的赞许。由于龚氏的推荐，张弼士遂得到清廷的加官晋爵，先是被命为大清国驻马来槟城首任领事，后又升迁为驻新加坡总领事。这无异于为张弼士发了一张在国内投资设厂、实业兴邦的通行证。

　　1891年，张弼士应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开发矿山事宜，趁机向盛提出在烟台建葡萄酒厂的建议，并在烟台做了实地考察。

　　从1892年开始，张弼士共投资300万两白银，在烟台市区东南和西部市郊，购得占地千亩的两座荒山，建设葡萄园，同时引进酿酒设备。一个百年老字号自此诞生。

　　在张弼士创办张裕的前后，一大批民族资本企业，如大生纱厂、合义丝厂、商务印书馆等名噪一时。历史学家雷颐在《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一书中称，据1895年到1898年4年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创办企业62家，资本总额达1240余万元。资本总额1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1家，资本总额却达到了1126万元，“可见，许多私人企业已具相当规模”。

　　官督商办：从求强到求富

　　1872年，清政府顽固派官僚宋晋上奏称，由于国家财政困难，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靡费太重”，应予停办。李鸿章针锋相对，并提出解决财政之道是“求富”，使洋务运动从以军工为主的“求强阶段”，过渡到以生产民用品为主的“求富阶段”。

　　但清政府没钱，李鸿章想到了“官督商办”。

　　已故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对“官督商办”评价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称“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

　　随着轮船招商局从军工转向民用，“官督商办”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管理的模式，对当时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和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弼士初创张裕时，得到在北洋通商新政中红极一时的盛宣怀的撑腰，又受到权倾朝野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关照，不但发给张裕公司准照，还享有免税3年、专利15年的特殊待遇，令张裕公司一时气势如虹。

　　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李平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与清末民初全国范围内的民营企业类似，山东此类企业最早亦从军事上和经济上防止外国侵略，由“求强”而到“求富”以实现抵御外侮。“晚清山东各地在农业、手工业、工业、交通、外贸、商业、金融等领域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新气象，虽然它们规模狭小，力量单薄，远不足以对山东传统经济形成整体性颠覆的冲击力，但考虑到这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对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经济体制进行的一次全方位的初步改造，其意义仍不能低估。”

　　摇摆不定的民营政策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像日本那样发展民族私营企业才是强国的根本。清廷颁布了“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的电旨，中国出现了一个民间兴办新式工业的小浪潮。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写道，“清廷此时的经济政策是对纺纱、碾米、酿酒等对‘国计’影响不大的行业放开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以及原‘官督商办’的企业则一直摇摆不定。”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曾以汉阳铁厂为例论证清政府后期经济政策。张之洞办企业，预计年产量六万吨，但一投产就亏本。袁伟时称，汉阳铁厂作为官办企业，官僚成本太高；另一个是瞎指挥，买设备时人家问张之洞，说铁矿是什么性质的，要买贝氏炉还是马丁炉？张之洞很大方，两种都要！

　　“成本高，产出少，到1896年，没办法了，混不下去了，张之洞才认识到要招商，要交给商人去办。”盛宣怀接手企业后慢慢发展起来，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汉阳铁厂都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

　　这个典型的从官办到民营的例子验证了清末民营经济的巨大活力，但终归也逃脱不了体制带来的禁锢。

　　当时的清政府中，一派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之后，将削弱统治者的统治力量”；另一派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会使国富民强，朝廷统治更加巩固。“两种政治力量斗来斗去，一时这派占优势，一时那派占上风……清政府在重大经济政策上的大幅度摇摆，最终成为清王朝垮台的导火线。”

　　铁路国有引爆革命

　　在清政府摇摆不定的经济政策影响下，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开始有意无意地参与变法或者革命。

　　1903年，“状元企业家”张謇被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官，俨然成了官方认可的商界最高领袖。张謇是清末君主立宪运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曾为张之洞起草《拟请立宪奏稿》。

　　有支持君主立宪者，自然也有支持革命的。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在海外秘密活动时，张弼士便指示其南洋企业秘密援助，并通过胡汉民暗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

　　1911年1月，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此时立宪运动搁浅，社会矛盾激化，中国俨然一个火药桶，而点燃火药桶的，正是过去40年来一直为朝廷打造实业基石的盛宣怀。

　　彼时正值铁路修建高潮，朝廷、民间、国际资本三方角逐。盛宣怀自认铁路必须国有，上奏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营，并向英、德、法、美等国借款。

　　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对。1911年5月14日，长沙万人集会；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枪杀数百请愿群众，引发四川民变。10月10日，在同盟会策动下，武昌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燎原，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就是辛亥革命。

　　《清史稿》最后的结论是：(盛)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这可能是清政府的无奈，但不可否认，民营经济对清政府甚至整个封建王朝的瓦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应袁世凯之邀北上，由上海经水路在烟台停留。这次烟台之行，他还特地参观了张裕公司。他饶有兴致地品尝了酒窖中陈酿的葡萄酒和白兰地，并用遒劲的楷书写下四个大字：“品重醴泉”。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流产后，康有为逃离京师，避难美国驻芝罘领事馆。在美国领事馆，穿长衫马褂的康有为，心情倒也不坏。闲来无事，南海先生大啖螃蟹，喝着葡萄酒，优雅地赋诗：“深倾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且避蟹鳌写新句，已忘蒙难征莲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