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闹市，一段辛亥往事悄然飘过

▲百年前和现在的青岛大鲍岛。（资料片）

▲百年前和现在的青岛湾海滨大道。（资料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谁还记得，100年前的青岛，这个中国本土文化、海上文化、殖民文化交融的城市，是个什么样子？
　　这里有花园洋房，有不再教“之乎者也”的中西结合的现代学校，有像地铁一样宽的下水道，有目光木讷的中国人……然而，这座被称为最接近辛亥进步思想的城市，却几乎没有响应辛亥革命，甚至日后成了满清遗老旧臣两次复辟的重要基地。100年后，许多史学家仍试图“回到”那时候的青岛，寻找答案。
　　而记者，也在寻找答案的途中。

　　“这里刚刚下过雨嘛，空气潮湿得让人感觉很舒服，很适合人们居住，是个不错的城市。”2011年9月29日，在青岛四方路与芝罘路交叉口，原三江会馆旧址迎来了一位特殊客人。

　　这位客人是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有意思的是，她脱口而出的这句话，竟与99年前她爷爷第一次看到青岛时的评价颇为相似。

　　当记者跟着长相与孙中山酷似的孙穗芳穿过广州会馆走廊时，时光倒转，仿佛穿过了百年历史。

　　孙中山来到青岛

　　时光回到99年前的9月28日。

　　这天早上7点，孙中山乘坐火车通过中国最古老的铁路线之一———胶济铁路，来到当时德国占领的青岛，而他此行的目的，也是为铁路而来。

　　“你袁世凯当大总统，在10年练精兵百万，那我就修20万里铁路，我们配合起来，使得中国富国强兵。”

　　这是一个“君子协定”。作为刚刚卸任的民国大总统，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在袁世凯“共商国家大计”的邀请下抵京，一个月后便踏上了考察国内铁路建造的行程。青岛是他在返回上海前，考察的最后一站。

　　那天，孙中山抵达青岛时，火车站围满了前来欢迎的各界贤达和学生，连商贾都打出了五色旗。除了英、法等国的记者进行采访外，在火车站出口，德国总督府仪仗队列队欢迎，甚至还有红地毯铺地。

　　“大总统阁下，我代表青岛的军民欢迎您，请接受我最诚挚的问候！”

　　从火车站走出来，孙中山很兴奋，他没有直接去胶澳总督府，而是执意要去三江会馆演讲。

　　“我觉得孙中山很可爱，对袁世凯还抱有幻想。袁世凯背叛了康梁，但孙中山还是相信他。”青岛史学学者鲁海告诉记者，在青岛的孙中山不再记得自己曾是大总统，而是一个从政的商人。

　　青岛市社科院社会所研究员张树枫介绍说，此次孙中山是以非正式的私人身份来青岛，所以他闭口不谈政治。在青岛期间，孙中山只是礼节性拜会了德国总督，两人会面只用了1刻钟，其中还包括客套和翻译的时间，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在与德国总督会晤期间，孙中山还悄悄拜访了一位小人物———德国翻译单威廉。

　　“1898年10月12日，我们的德皇威廉二世借用‘青岛’这个名称，命名胶澳租借地的新市区，同时开始了统一的土地整理、规划、拍卖。在建筑上，这里形成了一个花园城市，我们希望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区。”单威廉告诉孙中山。

　　1年后，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设立广东全省经界总局，着手土地改革，聘请单威廉为广州市政府顾问，辅助孙科规划土地改革，拟仿照青岛之制。

　　“中国人必须开放胸襟，破除夜郎自大的心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只有把中华文化的精髓和西方文化结合起来，中国才有希望产生质的飞跃。”在四方路上的广州会馆，孙中山这样说道。

　　“青岛建设得确实不错，因此主权一定要回归，哪怕买回来。”在南下上海后，孙中山下定决心。

　　至于孙中山来青岛的真正意图，后人始终在揣测：是考察铁路，宣誓主权？还是为了摆脱落后，学习德国先进的城市建设经验？鲁海说，或许三者都有吧。

　　“赃官巷”里的复辟阴谋

　　今天，在青岛市原警察局西边有一条路，叫宁阳路，但是老青岛人不叫它宁阳路，而叫它赃官巷。

　　当武昌起义的洪流席卷全国时，青岛却迎来了一群京腔京韵的满清权贵。鲁海说，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大批满清旧臣和皇族逃往天津、上海和青岛租界。仅省部级以上的满清官员就达20多人，康有为、徐世昌、庆亲王、恭亲王都生活在青岛。

　　“因为徐世昌的弟弟、山东大贪官徐世广还有许多满清贵族都住在宁阳路，所以青岛老百姓戏称那里是赃官巷。”鲁海说，满清遗老遗少之所以选择居住在警察局周围，“我觉得他们是怕遭到迫害，他们认为，住在警察局附近会比较安全。”

　　纠集在青岛租界的满清旧臣并没有善罢甘休，辛亥革命胜利后的2年内，满清的复辟政变出现了2次，其中一次就是张勋复辟。而两次复辟的重要基地都在青岛。

　　在满清政权被推翻后，德国总督并没有强制中国市民剪掉辫子。“直到上世纪20年代，大街上仍然可以看到留着辫子的中国人。当时来德华大学教书的辜鸿铭还诡辩说：‘我的辫子是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在思想上，你们谁心里没有封建思想？’”

　　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认为，青岛就是那么一个矛盾的地方：这里是殖民地，在革命前不受清政府控制，革命后又不受国民政府管辖。因此在辛亥革命前期，这里可以是革命人士传播革命思想、寻求庇护的场所；而在革命胜利后，这块租界也成为满清皇族的避难所，甚至是复辟的大本营。

　　辛亥前后的青岛“市井”

　　在辛亥革命前后，维克多·雨果曾在《悲惨世界》中写道：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

　　辛亥革命100年后的这个夏天，北京、武汉、长沙、成都、南京等大城市在暴雨过后都成泽国，而青岛却安然无恙。青岛因此被网友尊称为“中国最不会被淹的城市”。

　　“今年夏天，全国十几个报社的记者来询问青岛为什么不怕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初德国人把雨水和污水分流，它的雨水下水道，相当于现在的地铁，四米多宽，多大的水流都能通过。马路硬化也比较好，下雨等于洗马路，大家都高兴。”鲁海说。

　　在如今的青岛高新区，一条名为公共沟的地下管道工程耗资100亿元，被人们誉为看不见的“地下政绩”。

　　从1898年开始，德国胶澳总督府在青岛进行统一的土地整理、规划、拍卖。在建筑上，多数房屋层数不得高于三层，每一幢不得高于18米，房子面积不得大于整个院子面积的20%，每条道路必须有花园，必须有行道树。这使青岛具备了一个花园城市的雏形。

　　而在辛亥革命之前，中西合办的德华大学也在青岛建立。

　　“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就是举人，可以从商，也可以为官，而且可以直接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升为进士，从这里毕业的大学生有870多人。”张树枫对记者说。

　　而作为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100年前的青岛已经出现了多份报纸。“《胶州报》是中国人办的，《最新消息报》、《青岛信报》是德文的。那时候《胶州报》就有副刊，可以评论时局，具有政治色彩。”鲁海介绍说。

　　就在晚清最后十年走向没落之时，青岛已具备了近代城市的雏形，这甚至让陈干等同盟会会员第一次看到青岛时，就感受到了某种革命的亲切。

　　但这一切，仅仅只是青岛这座花园城市的表面。

　　走进中山路上的中国电影院，看着100年前摄影机一帧一帧播放的默片，一个个动作机械、眼神木讷或骨瘦如柴的中国人形象便出现在眼前。在晚清最后10年里，这就是中国人留给世界的印象。

　　其实，100年前的青岛市区只是现在市南区西边的一小块区域，主要居住着欧洲人，台东和台西还是中国传统的乡镇。“在当时的青岛，第一等是外国人，第二等是江浙商人，第三等是从北京那边过来的‘大官’，第四等才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大多居住在台西、台东那片儿，那边挨着工厂和码头，出力气的都在那边找活儿。”

　　鲁海说，虽然德国精心规划的青岛现代而美丽，但那时可以享受这一切的却没有几个中国人，甚至在租界几条主要街道上，即使有中国人偶尔经过，也要匆匆而行，不能在此过夜，更不能居住。

　　“虽然青岛的城市设施如此发达，但是可以享受到的只有少数殖民者和江浙商贾及买办。”张树枫说，比如下水道，栈桥附近的下水道是雨水和污水分离的，但是台东地区的下水道仍然合在一起。“德国人留给我们一些当时先进的理念和建筑，但这不是我们幻想殖民者恩荫的理由。”

　　如今，青岛的街区风貌依旧，只是当初枝头的喜鹊已经飞入了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