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新浪最大股东的代表在评价刚刚发生的新浪首席执行官再度易人时，语气很淡定，外界关于此次事件的种种揣测显然没有影响到段：“茅道临是一个很有君子风度的职业经理人，很绅士，他在提出辞职的时候，甚至忘记了2002年曾经和董事会签订的保护协议——当然，当初也不是他要求签的，但是我们董事会还是对他在新浪两年来的作为比较满意，我们会执行那个协议。”

　　“一个公司董事会最重要的职责是选CEO，定战略，设计薪酬体系。在选择可以接替茅道临的人选时，我们权衡，认为汪延是目前最合适的，他不会像外界所说的那样是个过渡人物，他在新浪呆了七年，对新浪很有感情。他在上任后，甚至向董事会提出一年之内不要加薪和期权，足以看出他对自己担任这个职务的信心——当然我们薪酬委员会还没有答应他这个请求。”上周四，段永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从硅谷职业经理人沙正治到中关村创业者王志东，到最早作为投资商代表介入的茅道临，直至此次出现在台前的四通利方时期的老人汪延，四年间，新浪CEO已经换了四次。

　　为什么发生人事变动的总是新浪？与搜狐和网易相比，难道新浪本身就具备产生这些变化的基因？以一家公司长远地健康发展为目的，回答这些问题显然比痴迷于变化的“内幕”更有价值。

　　业绩

　　5月12日晚8时，新浪网在其网站首页的头条位置发布“新浪董事会决定现任总裁汪延接替茅道临担任新浪首席执行官并任董事，茅道临将继续担任新浪公司董事会董事”的新闻。新闻稿中，茅道临表示：“在两年前接任首席执行官时，我就希望在两年内将新浪提升到全面盈利的阶段，今天我的使命已经达成，新浪也建立了以互联网优势为核心竞争力的多元化事业体系。从新浪创立至今四年多来，我个人觉得非常幸运，并对所有一起奋斗的同事深表感激。在完成阶段性使命后，我希望实现我个人的心愿，并以公司董事的身份继续关爱新浪的品牌和公司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新浪为此建立的专题里，与新闻稿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IT业界人士对此事击节赞赏的评论——显然，与两年前王志东下课时，新浪网站自己都措手不及的情况不同，这次显然是有备而来，公关部为此事已经进行了两天的连轴转准备。

　　也许是因为新浪既往的新闻太多，尽管新浪官方的新闻稿中以“茅道临个人意愿”为由解释茅的隐退：“两年前接受新浪首席执行官职务的时候，茅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给新浪建立一个多元化的业务体系，二是把新浪带到盈利，目前这两个愿望都已经实现了。所以，完成了心愿的茅离开是功成隐退。”但是，敏感的受众联系到刚刚公布的新浪、搜狐和网易三家公司的2003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猜测茅道临是因为业绩差强人意而被董事会叫停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对三家公司的财报分析中认为，尽管新浪本季营收达到1811万美元，远远高于搜狐的1440万美元和网易的1420万美元，但新浪不足330万美元的净利却低于网易的770万美元和搜狐的430万美元，而新浪的盘子却比另两家要大。换言之，新浪的每股收益落后于搜狐和网易，对于上市公司新浪来说，这是其股东无法容忍的，茅道临因之被要求下课。

　　无论是新浪董事长姜丰年、董事段水基还是新任CEO汪延均对上述分析持不同意见：“新浪的摊子比较大，我们在那些看好的领域会提前做出大规模投入，会去‘圈地’，等到市场成熟，我们将比竞争对手有更大先机，因此财报中反映出的情况是，营收最高、净利却最小。茅道临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在业务线的开拓上，为新浪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并收到良好效果。董事会对他的业绩相当满意，绝对不存在所谓对其业绩不满而令他下课的‘内幕’。”汪延对记者说。

　　“而且，早在去年9、10月份时，茅道临就已向董事会提出辞呈，认为自己在新浪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董事会做了挽留。现在新浪发展到了规模化盈利阶段，茅道临在5月8日的董事会上再次提出辞职，董事会终于批准，并确定由我来接任CEO，我知道这个任命也是在5月8日晚间。”汪延说。

　　除每个季度的营收业绩之外，风险投资出身的茅道临在两年前“临危受命”时带给外界的一个重要想象是，其前任王志东没能在新浪股价高高在上的时候为新浪做成几笔并购刺激市场、实现实体落地，这成为董事会认为其不称职的例证之一，那么长于资本运作的茅道临必定不会今市场和推其上台的董事会失望。

　　果然，2001年6月履新，9月份茅道临就宣布了对阳光股份的收购，并使吴征、杨澜夫妇一举获得新浪10％股份及“视未来运营状况有望进一步增持”的6％股份，在当时，此项交易严丝合缝地搭上了时尚的“跨媒体”列车。而其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吴征个人出现的“问题”以及阳光本身的先天不足，使新浪对此交易改称做“与阳光合而不并”。

　　“不论是对阳光的并购，还是一月初对讯龙的并购，做出最后决定的都是董事会，由茅道临执行的某项并购不佳而质疑他的业绩不合适，更何况这其中的某些不可控因素使结果与我们当初的预期大相径庭。”段永基并未否定茅道临在新浪的第一张成绩单。

　　股权

　　段所说的某些不确定因素确实存在，使得新浪与阳光的“光水姻缘”乃至紧随其后的四通与阳光的“蓝橙之恋”都发生了变化，但也因此，段麾下的四通电子及其关联公司得以增持新浪股票至18％以上。

　　“不确定”指的是贝塔斯曼全球总裁易人，而这位被换掉的总裁正是贝塔斯曼所有高管中推动全球化最不遗余力的一位。据悉，吴征已与此人达成相当深层次协议，准备以这个协议为铺垫，实践其光水姻缘，吴征与茅道临私交甚笃，由茅援引进入新浪，并安排与当时已经是大股东的四通代表段永基见面。结果是，技巧高超的吴征与经验老道的段永基一拍即合，成立阳光四通公司，两家分别把自己在新浪的股份注入这家新公司，使得阳光四通以实实在在的占新浪总股本20％的股权成为了“新浪的第一大股东”（茅道临在阳光四通成立新闻发布会上致辞时如是说）——一旦新浪并购阳光时签署的期权协议生效，这个数字还会增至28％。

　　也就是在那时，吴征成为新浪联合董事长，并准备深层次介入新浪管理。印有两家公司LOGO的名片甚至已经下发到了员工手里。

　　未几，吴征“学历事件”爆发、贝塔斯曼易人，环环相扣的商业计划、安排就绪的股份持有结构改变了原有的意义。2002年4月底，吴征从新浪撤退，在当时，外界普遍认为是“学历事件”终于今新浪董事会改变，但现在看来，在已经实现了大股东地位的阳光四通那里，“学历事件”的杀伤力显然没有贝塔斯曼易人大，后者直接导致阳光四通存在的现实意义已经变化。

　　在公众逐渐对新浪与吴征的合作淡忘的时候，吴征和杨澜在2001年9月份获得，后注入阳光四通的10％股份也同样被淡忘了。

　　规范的说法是，这部分股票依旧在吴氏夫妇手中，但“通过某些安排，四通及四通的关联公司获得了这部分股票在阳光四通中的表决权和收益。”换言之，在只有吴氏夫妇与四通两方股东的阳光四通里，四通已经拥有了100％的控制力，阳光四通对新浪的持有已然转化为四通对新浪的持有。即使在新浪发放期权、股份稀释后，持股比例也只从当初的20％下降到超过18％。

　　段永基没有介绍与吴征的交易何时完成，也没透露四通获得吴氏手中股票的价格。对于所传的“差不多是在吴征财务吃紧的时候，以极低的价格完成收购”的说法，段永基不予置评。

　　“尽管四通是新浪前身四通利方的初始投资人，但我们四通对于管理新浪这样一家偏重于媒体行业的公司不是很有经验，我很放心我们的董事会，新浪董事会是一个很好的集体，彼此之间平等、尊重。在汪延进入董事会后，董事会成员增加到了8个，但我们还没有过表决无法统一的时候，所有决定都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做出的。”段永基说。

　　在以股权分散著称的新浪里，与华渊合并、多次融资使得它决不可能走上一条与搜狐和网易相同的创始人从一而终的道路：“我们的CEO不会是公司的大股东，CEO的变化要么是他本人有这样的请求，要么是董事会结合公司发展向CEO提出。现在看，我们已有的几次CEO变动，都是非常正确的，达到了调整业务方向的目的。王志东的辞职是董事会应王志东的请求、照顾他的面子，对外宣称他主动辞职而非被解聘。但这次茅道临的离开绝对是茅道临长久以来希望离开第一线管理，以董事的身份给公司指导建议。”段永基还说。

　　盟友

　　5月12日下午，新浪正式宣布CEO更迭之前的几个小时，这个消息开始流传，但是“新浪将要关闭北美、台湾和香港站点”事后被证明只是一种猜测。

　　汪延对记者明确表示：“我在知道自己的任命后，就已经和其他三地的总经理进行了沟通，公司、他们个人均对海外站点的业务有强烈信心，但这种不负责任的传言在海外三地的员工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姜丰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新浪狮篮球队撤回台湾后，他将花费更多精力到内地协助汪延做好工作：“尽管这是一次平滑过渡，但换人必定有摩擦成本，我会帮助汪延多把关、多看看，但同时，董事会也会给他充分授权，在茅道临离开后，只有汪延是最适合做CEO的职位了。新浪现在是个全方位的媒体公司，竞争相当激烈，我们必须比对手更努力。每个CEO都有他自己的风格，而且新浪历史上的一些遗留问题也必须考虑，不能孤立地判断一个CEO行为的对错是非。”

　　在以全球华人为目标的新浪里，来自台湾和北美的高管不在少数，空间的距离、文化背景的隔阂，尤其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国内站点创造了新浪近90％的收入，但国内的薪资水平不及海外，造成了干得多拿得少的局面。想顺利交接，“把员工能力从目前的25％发掘到50％”（汪延自己评估的数字），如何解决好上述问题显然是对汪延的一个考验。

　　同样来自台湾，目前主管大陆销售和市场的张莅政分析，围绕海外三站一些传闻的基础是，海外三站收益相对不高：“但实际上，我们的北美站已经实现了收支平衡，香港站在当地排名第二，这三地绝对不是公司的负担。更换CEO产生的磨合成本肯定有，但两年前志东离开时，他是个标志性人物，茅道临的角色更偏重于职业经理人，所以，磨合期肯定会在短时间内结束，这是公司内部几个地区沟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