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本报记者面前，冯小刚终于说话了，他说得很平静，甚至有些许幽默。

　　将这次独家专访的机会交给本报的同时，冯小刚郑重地嘱咐，不要节选他评价崔永元的话。因此我们原话照录，以避免断章取义。

　　【过去时

　　冯小刚是性情中人，在崔永元事件上保持沉默并非有心机所致，只是他身边的这帮老友死死地按住了他。今天他终于说了。他说得很平静，充满诚意，甚至有些许幽默，毕竟这是一场过去了的风波。】

　　记：《手机》上映至今可谓告一段落了，现在回头看，之前有没料到它会这么“火爆”？我指它所反映的问题形成口碑互相传扬。

　　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估计。但故事中反映的手机对生活的干预，我实际上觉得是有点滞后的，观众对电影相当宽容，《手机》里面涉及的一些细节并不新鲜，几年前都有，只不过把它变成一部电影，观众还是会觉得它有新鲜感，把它看成是和生活同步的。我们的电影本身反映生活状况，严格来说是滞后五年的，但《手机》可能滞后了两年，仍然显得还算新。

　　记：《手机》、《一声叹息》里的一些台词，成为了流行语言，比如“做人要厚道”、“审美疲劳”，这些台词是你和刘震云一起商量的，还是你的“个人创作”？

　　冯：这个剧本是刘老师写完了，我们一起讨论。讨论完了之后，摄制组的人觉得它跟《一声叹息》像，所以我们想办法让它剥离那种痕迹，刘震云是一个不用手机的人，所以对手机里的鸡鸣狗盗的事了解很少，我们得不断给他输送信息，让他去消化。像“审美疲劳”好像是韩三平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是看一部外国小说看到的，原话不是这样，但他整理成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对，说的是对道德认识的问题。

　　范增给《手机》这部片写片名的时候，他说到人有一种“审美拒绝”，就是说无论你对什么东西，总是有一种“本能接受”与“本能拒绝”。电影也是，比如说一些文艺片，由于节奏缓慢，或者反映人性的挣扎和龌龊的东西，观众刚开始是“本能拒绝”的。后来观众看到一些评论，因为导演的名气，或者它得了很多奖，他们再按照这些诱导去看这部电影，就会体会到一些别样的东西，开始接受它。

　　我拍过的这些电影，对于观众都没有这些问题，首先都是“本能接受”，然后可能经过一些诱导，他开始“理智地”认为这不是什么好电影，开始拒绝。我认为《手机》本身是一部让人“本能接受”的电影，我今后拍的电影都会沿着首先让观众“本能接受”这么一个路子，我要坚持大众电影的路线。我知道一些小众电影，我自己也是喜欢看的。这样的例子不少，比如说《小武》、《盲井》，我自己挺喜欢的。看这两部电影的时候，我上厕所都忍着，它就是这么吸引我。《卡拉是条狗》应该也不是属于大众电影，但是我认为它的魂儿，还是反映了大众的生活。

　　记：看《卡拉是条狗》的时候，觉得它的叙事不晦涩、很流畅，而且挺生活化。可为什么同是生活化的题材，就像《手机》，你的电影能让大家都去看，而那部电影只能成为“小众”的呢？

　　冯：同样是反映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的电影，可能是因为表达方式不同，完全自然主义的，观众可能不那么容易接受；如果同样还是把生活原汁原味地拿过来，然后再进行一些精细加工，大家觉得它有点“戏谑”，商业化了一点，大家都能喜欢。拿《手机》和《卡拉是条狗》来说，都是从生活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电影，就像长在地上的榆树和那些宾馆门口放的塑料椰子树之间的区别。《卡拉是条狗》是挺生活化的，商业包装不多，把生活中的细节不断积累，还是能让观众产生触动的。《手机》则是对从生活中抽取的细节进行了加工，让更多人能够接受。前者是一盘生菜，我们是加了调料下锅炒的蔬菜。外国人可能更喜欢吃生菜。

　　记：前不久华谊兄弟公司说要拍一部《手机》姊妹篇的电影，你听说了吗？

　　冯：我听说了，其实跟《手机》没有关系，它根本就不是。

　　记：他们打出《手机》这个品牌，征得你的同意了吗？

　　冯：没有，我觉得这有点不妥。如果是的话，应该征得刘震云的同意，但我觉得它跟我们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件事。

　　记：这样可能会损害《手机》的品牌？

　　冯：我不拍续集。而且观众眼明心亮，他们知道《手机》是冯小刚拍的，那个是另外一组人拍的，跟我没关系。我建议每一个创作者要自信。其实我觉得这些导演都有能力独创自己的东西，借一个品牌去弄，观众有这样的识别能力，反而效果不好。我看这是制片方的想法，我跟导演张一白、监制陆川都挺熟的，他们的本意可能不是这样，他们会认为“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别把我的安到别人身上去”。当然出品方基于商业考虑也无可厚非。

　　记：在中国那么多大导演，为什么只有你在不断地开掘这类题材？是否创作中有什么难度？

　　冯：有很多人在想题材，不从他生活的周围去想，主要是翻历史的旧账。当中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一些人总是认为电影必须有很强的制作感，像拍古装戏很多东西都是做出来的，拍当代生活的电影就认为看不到“制作”的痕迹；还有一种是拍摄现实生活的，血肉相连的电影，在审查上容易遇到困难，比较容易绷紧神经。拍古装戏是几千年之前的事，不易对现实生活构成刺痛，当然一些古装戏还是能关注到现实生活的。

　　记：当初《手机》上映前采访你时，你说片子一上映，就会变成一个“手雷”，会引发很多争议。

　　冯：我当时没想争议这事儿。我是说，观众看完片子之后会觉得好看，而且是和他有关系的。不像《无间道》，观众是觉得好看，但跟自己的生活没关系。凡是觉得和自己有关系的，观众评价片子的时候，就会带上他对生活的看法，所以也引出了崔永元的事。

　　记者：你对崔永元事件一直保持低调不回应，现在这事已经过去了，能谈谈你的真实想法吗？

　　冯：崔永元有他的可爱之处，他首先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而是一个性情中人，我为何这样说呢？你看他的文章里头，有诸多的忌讳。

　　第一，他说他只看了十分钟，没看完电影，然后发表了长篇大论的评价；他还有一个得意之处就是，他认为现在的影评是不严肃的，但他自己干了一件最不严肃的事，就是没看完电影就对电影发表了严肃的评论。这不是一个阴谋家所用的伎俩；第二，我从他文章中看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文化品格的人，可是他文章里有一个错误，也可能是性情中人才犯的错误，他没看完电影，就说他不喜欢，因此对这部电影非常失望。从他说的话我理解到，由于他不喜欢这部电影，如果电影局在审查的时候把它枪毙了，他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不喜欢一部文艺作品，继而希望通过行政干预去掐死这部作品，这不是一个有文化品格的人应该持有的态度；第三，他认为这部电影是一部“乱搞男女关系”电影，甚至认为如果同时再放一部三级片的话，票房还会高。他这也低估了观众的判断力。比如韩国完全开放之后，一些公司也拍了三级片，但是票房不高，不是人们想的那样，为什么呢？谁会成群结伙地去看三级片？没有人。因此三级片是没有市场的。他这么说是对观众判断力的一个——我说温柔一点——“误会”；第四，小崔认为我参加梅艳芳的丧礼是在作秀，我是中国导演会的副会长，受导演会之托去参加梅的葬礼，我也是她生前的一位好友。一方面是前往缅怀，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活动加强内地和香港电影界的情感交流。所以我认为厚道的小崔不应该在这件事上表现得这么不厚道。

　　所以我把这一切都想完了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他是一个可爱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恶毒的阴谋家，他就不会犯以上的错误。

　　记：当初我们看这篇报道的时候，大家都在猜测是采访者挑拨是非，不相信崔永元会说出那样的话，不知道事情发生之后，你是否做过一些了解？

　　冯：我想可能是这样的。谁有资格评价冯小刚的电影？凡是看过的都有资格，只要没看过的就没有资格。所以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感情用事。当然我不怪他们，现在我们都可以敞开心扉地说，但他们的炮轰，我认为是一种娱乐行为，不是严肃的文艺批评。

　　记：你有没有设身处地为他想一下？因为片中的那个人物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是崔永元，给他的生活带来了麻烦。

　　冯：我觉得文艺作品不要对号入座。我们可以在每一部电影前面都打上“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但我认为这样做是一种倒退，我们已经经过那一阶段了，我们不要倒退回去。还有一点就是，我并不讨厌严守一(《手机》男主角)，我不认为严守一是一个不可爱的形象，我认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但他跟崔永元的形象是不搭界的。

　　我现在还是要说，如果这部电影对小崔的老母亲和他的小女儿造成了一种压力的话，我愿意就这事向小崔的母亲和女儿表示一种歉意，同时对他们说，您的儿子和你的父亲，确实不是严守一，他是比严守一正直善良的一个人。

　　记：崔永元“炮轰”《手机》的事情，是否会影响你今后的创作？比如接下来拍的《私房钱》，可能又会引爆一些家庭矛盾，可能又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冯：我拍电影不要拍成白开水，我也不是要上黑板报做好好先生。小崔说的“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儿女”，这不是衡量我拍电影的一个标准。我还是想一如既往地深挖生活，甚至揭生活的伤疤。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向前走。我们作为导演，在观众面前，还是有那么一丁点责任，让观众看到生活的真相。我还是希望，从《甲方乙方》、《大腕》、《一声叹息》、《手机》和接下来的《私房钱》，几年之后回头看，能看到这些年社会生活形态发生的变化。(本报记者谢晓　实习生伍洁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