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电影节想清楚再出发
焦雄屏近年来为各种华语电影的海外行销工作而奔波，成绩斐然。去年，由她制片的《绿帽子》在纽约翠贝卡电影节一举夺下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摄制者新人奖两项大奖；今年，她又把李少红导演的《生死劫》推销到翠贝卡电影节上，再次斩获最佳故事片奖；而观众熟悉的《孔雀》更是一鸣惊人，在第55届柏林电影节中获得银熊奖。
凭借多年的海外发行经验，她认为，影片也要挑电影节，是适合柏林、戛纳、还是威尼斯等，一些艺术性很高的电影，如果去五光十色的电影节很容易被埋葬掉，所以一定要认清楚再出发。作为《孔雀》的海外发行人，焦雄屏把《孔雀》在柏林的成功归结为“选择了地势有利的战场”。“《孔雀》最适合参加柏林电影节，因为那里没有强烈的商业性和艺术性评奖倾向，包容性比较大。但这部贴近生活的影片去戛纳一定是另一种命运。在那种强烈个人化倾向和视觉冲击的评奖标准下，它很快就会被埋葬在绚烂富丽的世界中，失去自己应有的光彩。”
“当一部电影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后，要尽快把这种声誉转化为产业实力，不然，浪得虚名而不化作真正的产业实力没有意义。”
产业兴则大家兴
焦雄屏并不赞成为了电影节而拍片，她认为，拍完片应该有准确的资讯来判断怎么推动电影的行销，应该把得奖当成一个过程，而非结果，得奖后或不得奖后怎么行销都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或许不希望看到内地电影重蹈台湾电影走过的弯路，焦雄屏这次来青岛几次呼吁，中国内地现在迫切需要制片人制度，需要更多的制片人来投资电影，电影人应该好好地整合电影观念，使其变成一种规律，而不要像杂草丛生，把钱都浪费掉了。
接着她道出了自己的隐忧。“目前内地电影只谈对外推销，而不固守自己的特色；只注重导演个人魅力、个人英雄主义，而不管制片人的生存；只为了巩固个人地位，跻身于知名导演行列，而不管整个产业的兴衰。这与我在台湾看到的艺术导演走的路子是一样的。他们也曾普遍认为电影是自己的作品而不理观众成分，不顾制片人的生存。”
焦雄屏说：“产业兴则大家兴。个人的极至化、尖端化，这样的导演什么时候都有，世界各国都有，但不见得人人适合做。如果导演都想变成台湾的蔡明亮、香港的王家卫，那这个产业就很吃力了，蔡明亮的一些电影在台湾几乎没有观众，他们的电影市场在整个产业中非常小，仅限于日本、欧洲等地。”
焦雄屏个人一直参与电影的创作，她说自己推出电影的标准一定要照顾到商业性。“我现在在许鞍华导演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一片中任监制，这是部艺术性很强的电影，但我也尽力用商业手段来保障市场。比如启用明星，并好好包装周润发、斯琴高娃、赵薇等。”
各类电影要并存
焦雄屏认为，华语电影有一流的导演，但却不是一个多元化的状态，现在很多电影人提出1000万元以下的电影不要谈了，大家都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电影。这样很不好。中国人不能两三年等一部《无极》吧，那么多片场、那么多的产业人士还要工作。各种类型的电影都能生存才是一个良性状态，如果观众只能看到《英雄》、《功夫》、《神话》这样的大片，他们的多样化需求就被抹煞了。
她直言现在台湾的电影产业状况非常混乱，香港的产业状况只剩下商业可言，如果内地也走单片集中制的路子，就会和现在的港台一样，容不下任何多样性。
不过，焦雄屏乐观地表示，《孔雀》的行销让她增添了信心。“当时《孔雀》的国内发行公司预测全国票房达到100万元就不错了。我听了非常吃惊：难道中国电影这么灰暗吗？最后影片从柏林捧回了大奖后效果还不错，国内票房超过1000万元。我觉得这个奖最大的价值是证明了观众有接受这类电影的潜力。”
不能让好莱坞操控我们
像其他港台电影人一样，焦雄屏也对内地电影的未来持看好态度。她说：“去年中国电影票房总收入为15亿元，以人均潜力来看，发展空间非常大，况且电影现在还是奢侈品。《七剑》我是在北京看的，票价70元一张，当人均消费水平上去的时候，票价一定会降，电影将越来越会成为大众文化。”
焦雄屏表示现在应提防以伪装形式进入中国的好莱坞电影。“有些电影伪装成中国片，但事实上它后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外国资金在操作，我觉得要防止这样的电影，不能让好莱坞操控我们的电影市场，造成新的霸权。这是个伦理问题。当国内电影人用这些外来资金活络市场时一定要考虑清楚，将来会不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