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士大夫之间向来有文人相轻的恶习，由此造成文章之事，向来不易。有“一字之师”，有“推敲之说”，这是好的；可也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搞得帝王们大兴“文字狱”。这些当然已成故纸，姚记作坊、梁效班子也已灰飞烟灭，但文章之事仍然不易。

　　其最近的例证便是古远清日前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传票，具状人是他在学术上已研究14年之久的对象——学者余秋雨。余秋雨称，在近两年来，被告一再捏造事实，多次公开发表文章恶意中伤、侮辱和诽谤他，其侵权文章刊登之多，传播之广泛，历时之长久，对原告造成损害程度之严重实属罕见，甚至关系到人命案件。(《武汉晚报》7月25日)

　　先前的论争，还是诉诸权威、诉诸理论的。上个世纪20年代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胡适、周作人与陈独秀的论战，前者秉持着自由主义的大旗，后者坚信共产主义，二者对个性自由的阐释不一样，也只是分裂与论战。而这些论争者都是旧学深湛，学贯中西的大师。

　　其后的文坛论争，大都成了诉诸感情的辩论。辩论者以情惑众，是为了转移视线，偷换论题。辩论者一上来就感情充沛地罗列与论争对手的论旨毫无关系的感情例证，然后酣畅淋漓地痛斥一番。这样干倒是十分痛快，但压根儿就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准星远离他自己设下的靶子，连他自己的论点都十分可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当年“二王”的笔战，即王蒙与王彬彬的论战。王蒙回击王彬彬并不在意主题，而去辩其是黑马还是黑驹，对其连骂带刺，讥讽他出名无法，想靠骂人出名。骂名人出名，这是动机不纯，对大众来说，感情上的倾向便倒向了一边。

　　及至现在的论战，则经常要升级成诉讼，这也使得我们的法制建设要不断完善。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词便是“名誉权”。“对号入座”者只要认为作品鞭笞了丑恶或者仅仅是提出了批评，就要跳出来诉诸法律了，所以香港电影、电视剧都打出“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系偶然”的字幕，看样子越在法制健全的社会，越要避免诉讼。前几年韩少功与张颐武、王干二位打了一场官司。韩做了《马桥辞典》，评论一片褒扬之词，而张颐武与王干似乎认为该书有剽窃之嫌，谈了些不同看法，先是许多作家不平，又是要作家协会干预，又是掀起论战，继而又打起了官司，而韩少功要的不过是对作品的评判。这应该是文学评论的工作，而非法院可越俎代庖之事。

　　而今余秋雨与古远清之案，由来已久。余秋雨去年就声明会放过余杰等“对这段历史无知的年轻人”，他要追究的是“造谣源头”。现在他“追源”的矛头直指古远清，是由于古尤其关注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有无参与“上海革命大批判小组”，或参加后写过哪些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文章。而余秋雨随后又提出了捧杀论，认为古在很多场合对自己多有溢美之词，而且不符合事实，而古远清则认为自己的评论皆有据可查。其实余秋雨是否参与写作组一查自明，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正常的学术研究，什么又是“侵害名誉权”？学术批评、学术评论和“恶意中伤、诽谤”的区别在哪里？

　　文坛论争的进步与升级，在情感与法制之间的彷徨，推动了法制建设，加强了法律意识，但这究竟是否是幸事呢？而为文者谨慎落笔，不敢越雷池一步；评论者细致小心，不敢让评论见血，则必不是文坛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