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港文学研究所所长古远清，收到了一张特快专递送达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传票。作为文坛焦点人物的原告余秋雨，以“名誉侵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失费10万元、经济损失6万元。一个是著名学者、作家，一个是知名台港文学专家，这一事件就像一枚重磅炸弹冲击着并不平静的当下文坛。

　　在得知此消息后，记者于7月23日夜在上海、合肥多方联系余秋雨，未果，次日上午才拨通余秋雨夫人马兰的手机。由于与家人单线联系的余秋雨不使用手机，马兰也是在当天下午和余秋雨联系上后才回复记者的采访要求。担任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评委的余秋雨24日下午在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他的主要观点由马兰代为转达：最近有一系列的官司，不仅仅是起诉古远清一个人。这不是余秋雨和古远清的单独对仗，也绝不是文艺批评过度的问题。余秋雨今年将采取一系列法律行动，牵涉的不只一个城市，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目前不便过早接受记者采访。马兰希望记者了解其心情，不希望媒体炒作此事。对于记者提出的“余秋雨和古远清是否会庭外和解”等连串追问，马兰委婉地拒绝回答，并表示在所有官司了结后会第一时间接受记者采访。

　　为了听到余秋雨本人的亲自表态，记者于24日和28日两天下午先后两次前往他住的北京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第二次才得以采访到余秋雨。他表示，“文革”当中的互相攻击太多，讨论也要有个规矩，最好的仲裁者就是法院，自己通过诉讼是想让知识分子认识到什么是法治。起诉地选在上海，是因为古远清文章中所指称的事件都在上海，更换起诉地也是可以的。余秋雨还认为，文化人要走到转轨时期的第一线，自己的朋友是支持这次诉讼的，不理解的人以后也会认可。自信事实对自己有利，余秋雨觉得不可能败诉，也不存在庭外和解的可能，他将看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亲自出庭。接下来的一系列官司也要看这次诉讼的进展程度。

　　在初步了解了原告想法的同时，记者还电话采访了被告古远清。针对余秋雨诉状中的理由，古远清进行了详细辩驳。他认为自己从未见过余秋雨，与他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和利害关系，主观上不存在“用极端化的造谣方式”“恶意中伤”余秋雨的动机。古远清同时承认自己在研究“文革”文学时出现了某些写得不够准确之处，而这毕竟属于史料运用方面的差错即属于学风范畴而绝非法律问题。古先生还举例证明这种错误连余秋雨本人也难以避免，余秋雨就是在起诉他的诉状中，都把《南方文坛》错打成了《南方论坛》。

　　至于自己曾经用“狡猾”一词形容余秋雨，古远清认为以此为一个起诉理由太“小儿科”，这个词至多是不尊敬，况且自己使用时加了引号。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余秋雨在“文革”中六十年代末的作为，估计是开庭后争论最激烈的环节。为了解学界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记者采访了几家大型学术期刊和京沪两地的知名学者。相当多的单位和个人以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为由，在听了记者简短的介绍后拒绝评论，《文艺报》、王元化先生、乐黛云先生、温儒敏教授都持此态度。何满子先生和吴中杰教授均认为文坛上的事不应动辄就打官司，有道理可以写文章反驳。吴教授补充说，不否认有些有打官司的必要。至于“文革”里面的一些问题，人家有看法是可以讲的。名人并不是什么都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错误要正视。谢冕教授表示没有读过余秋雨的相关文章，看过古远清的一些文章，感觉古远清还是在说道理，至于他引用的资料的可信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学术界》主编袁玉立表态，该刊不愿搀和法律纠纷，但如果余秋雨有反批评的文章，《学术界》愿意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