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知名栏目《艺术人生》，也许从来没这么戏剧性过——观众向嘉宾的提问竟然基本上都是质疑！而这一幕被学者、社会活动家余秋雨碰上了。自1992年携《文化苦旅》横空出世以来，几乎是一枝独秀的余秋雨“风骚”文坛内外，近年来他更是像模特一样频频招摇于五光十色的媒体之中，发表种种关于自己的书关于文化的谈话。所以许多人自然而然地问：这位“文化明星”身份到底有多少作秀成分？

　　余秋雨自己恐怕早已有心理准备，这些年他也听多了类似的批评，于是一上来他就给自己定位为“行者一个”，而不是文化商人、作家、学者或者大学教授。“通过旅行的方式来考察人类的各大文明，最重要的文明几乎都走遍了，这是我可以肯定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身份地位。”余秋雨这样解释他为什么要推动文化和电视传媒的结合：通过电视传媒，我才可能直接地及时思考，面对事物的第一感觉是非常珍贵的。这个第一感觉再用直播的方式，直接到达世界华人圈里面，它的文化价值就要珍贵得多。我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还因为站在镜头面前，有快速反应，而且说的每一番话，都要既符合历史，又大体符合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判断，这其实是非常难的，是给自己一个挑战。

　　至于众人眼里的“作秀”之说，余秋雨“反唇相讥”：“我是一个成家的人，我走的每一步意味着有另外一个人天天担惊受怕。譬如当时我和马兰告别的时候，两个人心里的话都是一样的，就是保佑，希望我们这辈子还能见面，因为死亡的影子一直在我们身边。千万不要像有的人想像的那样，如同在国内旅游。中央电视台车队完全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传媒。你不知道医院在哪里、警察在哪里、朋友在哪里，不知道今天晚上住在哪里，一切都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不是一天两天，是半年。在这么一种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居然在作秀，这个作秀实在是太恐怖了！驻伊朗的新华社记者曾恳求我们不要前往那些最危险的地方，他们都没有去过，但我们去了，面对枪炮、坦克、沙漠……我这不是为我说话，为我的同伴们说话，我认为如果他们是在作秀的话，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勇敢冒险的事情。”

　　“上电视为什么不可以。”余秋雨说，“当传媒已经占领民众的视听的时候，文化人居然不利用传媒；不利用传媒就是不理民众，这是我没法容忍的。必须对我们的父母之邦有更真诚的态度，哪怕这块土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你立足的土地，是文化使命的所在，你必须这样，所以必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