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今年的散文栏目中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二余”的同时上阵。二余，一是余光中，专栏为“隔海书”；一是余秋雨，专栏为“旧城迷藏”。这两人，前者是台湾人，却“光耀大陆”；一个是大陆人，却“红遍台湾”。不过更有意味的是，他们的文章都是对文化的体味，却尝出了完全不同的味道。

　　余秋雨到德国，看到的是黑格尔坟墓前的萧索，到意大利想到了但丁的被放逐，在冰岛，他则站到那条著名的地球裂缝上体验恐惧的感觉。余秋雨到了英国，他想到了莎士比亚，首先还是一代伟人的生前寂寞和死后遭遇的怀疑。因为在莎士比亚的家乡小镇保存的遗嘱中，莎士比亚的签名都由别人代笔，拼法也不统一，“很像当时千千万万个文盲”的做法。于是，引发了世人对莎士比亚真实身份的怀疑。余秋雨对怀疑论者们的资格提出“怀疑”，尤其是他对大学里的所谓“学者”们。他说：“大学是一种很奇特的社会结构……很多创造能力薄弱的人有可能在里边借半官方、半学术之名，凭群体之力，沾名师之光，获得一种社会认定”，这种人余秋雨认为最容易混淆视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这些人从大学背景里拉开，然后单个审核他们的资格，盯着他们追问一句：“你是谁？”防止他们进行“蒙面偷袭”。

　　然后，由莎士比亚的遭遇，他又联想到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他认为塞万提斯的遭遇比莎士比亚“更让人心疼”。塞万提斯在战争中致残，后又遭海盗的绑架，而且不断入狱，受审，不过余秋雨认为，塞万提斯自己战胜了苦难，而且“堂·吉诃德一起步，世界破涕为笑”。但是，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塞万提斯，当他们去世，人们没有表示什么惊讶。“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山崩地裂般的文化失重，但那已经是余震。用此表达“文化英雄”死后的寂寞，余秋雨心目中的文化确实是一场“苦旅”。

　　与余秋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余光中发在《收获》同一期的文章题目竟为“山东甘旅”，这“甘旅”二字是少见于成语的，这是余光中完全为自己的旅行感受所启发，还是兼受了“文化苦旅”的影响？但用“甘旅”二字概括他在齐鲁大地的见闻觉知，确是极准确的。他在山东大学，就对丁香一见倾心，并有了“叶掩芳心，花垂寂寞”的诗思。他游泰山，虽然没有见到日出，但是“见到”了泰山。“登临到此，果真就能把世界看小吗？反倒是愈看愈多，愈多愈纷繁，脚下凭空多出一整盘山岳：我们算什么呢，竟敢僭用这么高的‘看台’、这么博大的立场？”这种感悟，这种敬畏，大概只有到了泰山才能生起。而他游黄河，竟不顾年迈岸滑，执意要亲手摸一下河水，并且还在河边默祷，天真地把自己的名片投入黄河，把于河边踩到鞋上的泥巴，收藏在名片盒里，带到了高雄的书房里，喜悦之情始终盎然在他文中的字里行间。

　　由于历史久远的缘故，泰山黄河早已不是纯粹的山河，一草一木都成了“文化”，就像欧洲遍地是“文化”一样。同样面对“文化”，余秋雨和余光中，却品出完全不同的味道。是面对的对象不同吗？实际上，这跟对象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二余调换一下，仍会是秋雨“苦”，光中“甘”。我想这主要跟二人看问题的方式有关。

　　余秋雨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伟大的人或事如何遭受小人和庸世的攻击和冷遇，余光中则是始终在体味伟大的人或事是如何的伟大，如何的美妙；余秋雨多诉诸理智，余光中则常常开放心灵；余秋雨对自己的主题分析已经入木三分，有振聋发聩之用，但有时候，他会不自觉地让自己与他笔下遭受小人攻击的伟人并肩而立，略失厚道。余光中开放心灵，尽量地让伟大的事物占据他，反而渐渐地看不到他自己了。好比读他的《黄河一掬》，虽然写的是余光中游黄河，但读到最后，就只有黄河滔滔了，游者也已成了黄河的一分子。他也许不够深邃，有时可能有点迂，但赤子之心却始终宛然。文化的“苦旅”或“甘旅”是不是在此分道扬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