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二药假药事件”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人命关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重要批示，中央调查组奔赴黑龙江。

　　可以预计，事实终究会浮出水面，图财害命者难逃法网，监管失职者也绝无侥幸可以期待。自2003年以来，“中央调查组”这个虽非新创，但已经颇为频繁使用的方法，已经在告诉人们一些清晰的事态发展逻辑。其本意大致有二，一是排除地方利益纠葛的干扰，查明真相；二是通过坚决处理相关责任人（包括失职的官员），给相关方面一个强烈的信号刺激，推动相关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如果用“总理批示”和“中央调查组”这两个关键词检索一下2003年以来新一届政府的施政，便很容易发现它们出现在诸如阜阳假奶粉案、铁本案、鸡西拖欠农民工工资案、华光骗贷案、梅州大兴矿难、“齐二药”假药事件等等的报道中。和常规的以“摸底”为目的，解决中央和地方信息不对称，为中央科学决策寻找更有利依据的调查组不同，这些事件中出现的中央调查组，会将相关事件的处理直接纳入中央的意志轨道，通过雷霆手段，将其强烈地传达给地方政府。

　　新中国的政治体系，在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的同时，各级政府的机构及其职能设置十分强调政令畅通的主观目的，甚至具有逐层复制的特色，但对中央调查组的较为频繁的使用，说明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环境在发生一些变化，对其施政能力提出了考验；也说明新一届政府在推动施政目标上具有强烈的意志力和决心。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不换脑筋就换人”。

　　如果仔细分析中央出面解决这些事件所要达到的政策目的，那么人们可以发现，这些政策大体属于当时那一阶段中央政府的核心政策或说重点工作，比如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整顿矿难频发，调控经济过热等。其推行过程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所涉及的利益链条也很不简单。比如在梅州大兴矿难中央调查组成立大会上，调查组组长就痛斥煤矿领域的官员腐败问题。

　　中央调查组的频繁出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地方监管体系的公信力有所下降。有的事件中，需要中央的几次批示，才能彻底查明真相，说明了这一点。有些重点工作，中央调查组的处理已经很清楚表明了中央的决策决心，但还是不能收到更加充分的效果，也说明了这一点。比如煤矿领域，事实上，到今天为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从煤矿中撤股的工作还没有达标。不独煤矿，比如在房地产领域，人们也能见到官员或其家属直接加入炒房队伍的现象。

　　因此，可以预计的是，中央政府仍将坚持这种雷霆手段，在核心政策不断受阻的情况下，或者主动出击，或者根据曝光的事件，果断处理责任人，以推动施政目标的实现。在温家宝的多次重要批示中，“下决心”这个字眼的反复出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中央通过控制它的使用频率，以维护其效率高和“震慑力”大的特点，亦不会产生伤害地方积极性的副作用。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就中央政令不通提供过专家的“中央权力不足和地方民主不足”的分析思路。在地方民主上，一些改革实际在推行，比如公务员制度改革，就积极鼓励人事决定尤其是与领导干部的提升有关的决定中的“民主参与”。这种民主是多了几双眼睛，但只局限在官员升迁的刹那间，实际效果有待检验。以目前形势而论，更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官员的流动性，尤其是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官员的流动。监管体系公信力的下降，核心原因无非是小集团利益俘获或绑架了公权力。流动性的加强，一方面是延缓了小集团利益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是在拆分和弱化小集团利益。加强流动性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可以为民心的政策推行起来，少一点阻力，多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