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用小灵通，不如关掉联通
●去年价格战如此空前，移动和联通在年终的盈利状况却还是很好。这说明，我国移动通信的资费水平具有较大的下降空间
●移动和联通从根本上没有把利润作为自己主要的经营目标，所以手机费低于市话费，这是由其国有性质所决定的
看了3月1日出版的《财经时报》对江西和山东移动通信收费的调查，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
枣庄的GSM网内单向收费，月租按天收取0.39元／天市话0.08元／分钟；景德镇的井岗青春卡月租30元、市话0.1元／分钟接听本地来电免费；鹰潭市的全球通月租25元、在本地接听任何来电都是1元／月，拨打本地移动网内电话0.2元／分钟，拨打本地其他电话0.4元／分钟；济南的“套餐”每月赠送133分钟市话，每月交200元就可以打400元的话费，包括市话、长途、漫游等等。
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资费标准包括：单向收费、通话包月、减免和赠送话费、手机和其他“礼品”，而依旧按分钟收费的，也降到了国家标准的1／4。实际上，除了北京、上海等个别特大城市以外，信息产业部规定的“月租费50元、通话费每分钟0.40元”早已全线崩溃，甚至在这几个城市也已经被各种“优惠”搞得名存实亡，只剩个空壳。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价格战空前却无撼盈利
我们都知道，现在“月租费50元、通话费每分钟0.40元、漫游费每分钟0.60元”的政府定价，还是多年前由原邮电部制定的。那时，我国移动通信的规模小、成本高，近年随着政企分开、打破垄断，我国手机用户发展到两亿多，规模在2001年就达到了世界第一。尤其是2000年中国移动由原中国电信分离出来以后，使移动与联通的竞争环境相对公平了，目前在全世界移动通信公司的排行榜上，中国移动雄踞榜首，而在国内被看作“小弟弟”的中国联通也排在世界第三位(第二位是英国沃达丰公司)。规模的扩大加上技术的进步，都极大地促成了成本的下降，甚至有报道说大城市中拣破烂的都开始用手机互相联络。
既然成本下降，资费就应该下调。虽然信产部在2001年取消了手机入网费，但其他资费却一直未动。而竞争中的移动和联通却急于争夺用户，必打“价格战”，这是我国移动资费如此混乱的首因。
而去年价格战如此空前，移动和联通在年终的盈利状况却还是很好。这说明，我国移动通信的资费水平具有较大的下降空间，继续坚持原来的政府定价不但已经失去意义，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市场价格体系的混乱，所以尽快下调资费已经有了很强的必要性。
资费如何下调？我国各地成本、需求和购买力差别很大，因此，对于移动通信这种地区性很强的业务，完全没必要继续全国“一刀切”的统一资费，而是应该采用地区性资费和范围较宽的政府调节价。
也就是说，信产部先制订一个较宽的资费范围(例如每分钟四角到二角，甚至更低)，再由各省电信和物价部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这个范围内定价；在执行一段以后，可以逐步放宽指导价的范围，并变为企业在这个范围内自主定价并向政府备案；最后，随着充分、公平和有效的竞争环境的建立，向完全的市场调节价平稳过渡。
虚假的“双寡头垄断”
但即使下调资费，也很难想象移动运营商的资费可以低到0.08元／分钟，比市话还要低。
且不说市话网络与移动系统的绝对成本谁高谁低(因为其成本结构不同而难以直接比较)，单从其成本结构来看，这也是不合理的。市话成本大部分在于每个用户所专用的用户线和交换设备，随着业务量的增加而变化较小；而移动通信的几乎整个网络却是全体用户公用的，其成本主要与业务量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比较准确合理地反映成本，市话资费的较大部分应出自固定的月租费，通话费会较低；而移动的资费应主要出自通话费。换句话说，移动通话费一般应高于市话通话费。
为什么会出现相反的现象呢？这里明显有恶性竞争的因素。
我们注意到，参与这一竞争的双方都是国有企业(虽然海外上市但仍国有控股)，而国有企业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往往“不计效益、只求业绩”，在竞争激烈而上级又对此严加考核时，各基层经营单位更是如此。在这种非市场经济的指标驱使下，恶性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一个例子是按一般西方市场竞争的推理，两个运营商必然形成双寡头垄断。他们为了牟利，往往互相勾结、操纵市场，维持一个较高的资费，共同盘剥消费者。但中国移动和联通却不如此，倒是价格战打得血肉横飞，以致监管部门不得不出面干涉。正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还没有把利润作为自己主要的经营目标，而这就是由其国有性质所决定的。
去年空前的价格战，是联通在下半年出于CDMA放号任务的压力而引起的它送手机、免话费，以致不计成本、不计财务损失。对此，移动公司一个个“套餐”和“优惠”措施紧跟而出，造就一场世界罕见的恶性竞争。到年底时，联通CDMA放号700万的任务是完成了，但是亏损累累、难以为继，恐怕再想这样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不但今年放号1300万的任务形势严峻，而且今后联通公司CDMA的持续发展也成了问题。
启用小灵通，不如关掉联通
中国电信的“小灵通”也在这场价格战中推波助澜。
基于无绳电话技术、在全世界都被淘汰的PHS，在中国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这完全是因为中国电信在被“一分为四”之后，急于寻找新的“增长点”，实际上是急于推翻国家只允许它经营固定业务的决定。
但是，如果允许中国电信经营“小灵通”，还不如把中国移动合并回中国电信，让它重新利用市话的天然垄断优势，欺压中国联通，大搞不公平竞争。但是，既然联通无法生存，“长痛不如短痛”，干脆把联通公司也关掉，重新恢复中国电信的独家垄断。因此，与其说“小灵通”是“市话的延伸”，不如说它是市话“天然垄断的延伸”。
“小灵通”正是因为无偿使用大量的市话网络，每天享受着固定市话用户的补贴，才能够以市话资费提供号称是“移动通信”的业务。但是，在我国移动资费长期得不到调整的情况下，不管它是不是能够提供真正的移动通信服务，它的市话资费对大量用户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也对移动通信运营商造成了明显的冲击。这样，“小灵通”的介入，使得它们的竞争又加上一个沿用市话资费的对手，无疑对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恶性竞争火上浇油，也才会出现上述移动通话费低于市话通话费的咄咄怪事。
电信监管者：国家队“总教练”
电信业政企分开，解决“球员裁判问题”后，电信、移动、网通和联通成为4个“国家队”。电信监管部门还是要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变成了国家队的“总教练”。既然他是教练，就必须保证国家队赢球。但是，因为他又是裁判，所以执法就不可能公平。
例如，如果不是为了过度保护电信企业的利益，可以设想移动通信的资费绝不会如此长年不变，早就会下调并引进更多的市场机制了。又例如，如果不是为了照顾国有企业完成自己的放号任务，政府监管也绝不会允许如此大规模地突破政府的资费管制，低于成本倾销，以致引起全面的恶性竞争。更例如，如果“小灵通”是民营企业经营的话，很难想象电信监管部门会容忍它发展到今天，早就被取缔了。但正因是“国家队”，监管者才束手无策，不能或不敢“吹哨”，更不敢“亮牌”。而这些“队员”们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于犯规，甚至得寸进尺。
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把这两个角色分开，使政府监管部门不再担负对国有企业的责任。
(作者系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