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直党校  宋西民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在农村。农民基本是依靠农业生存和发展。由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构成的“三农”问题，也就成为我们党始终关注的重大问题。早在50年代中期，党中央国务院在制定我国“农业发展纲要”时，就提出过“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从改革开放到2005年底，中央共发了七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1982年到1986年，连续发的五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都是围绕土地承包、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承包期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等，对农业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2004年就促进农民收入、2005年就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行了部署。如果只讲新农村，它的历史由来更长。上世纪二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理论界进行了一次探讨。不管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有多大的分歧，但当时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都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村发展特别滞后的国家。出现了一批思想比较进步，愿意献身农村发展的学者。著名学者宴阳初先生从社会教育的角度分析，认为农村的教育特别滞后，农民的素质不高，影响农村的社会进步。因而，他身体力行，带领志同道合者，到农村去搞社会教育。因此，后来有人把以宴阳初为代表的、有志于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学者叫乡村教育派。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农村落后，是因为农村的治理结构不合理，封建色彩浓厚，提出要对农村进行社会改造。先是举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后又直接到山东省邹平从事社会实验。后来有人把他叫乡村建设派。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孝通赞成毛泽东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但他认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最根本的措施”，即走乡村工业化之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仁人志士被称为乡村学院派。由于当时历史条件限制，也由于他们认识的局限性，也由于他们世界观本身存在的某种缺陷，他们都没有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突破。但已经说明，在八十年以前，就有人认识到城乡差距在拉大，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问题。虽然当时提这个问题只是一个目标，只是一个长期愿望。

　　随着社会的进步，农业、农村不断得到发展，“三农问题”的很多问题和矛盾都在逐步地得到解决。改革开放以前，粮食总产量只有6000亿斤。在改革开放以后，粮食连年增收，1998年创造了年产粮食10246亿斤最高纪录，去年粮食的总产量达到9680亿斤，是历史上第三个高产年份。由于经济的发展，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在不断提高。1978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134元，而2005年的人均纯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达到3255元。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农村二三产业的兴起，使得农民的收入来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5年，纯种植业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1/3（果树除外），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36.1%，农民的工资收入超过了种植业收入。这也表明农民的经济结构，农民的就业结构，农民的收入来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农业继续向前发展的大背景下，为什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笔者理解，在“十一五”期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即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必要性，更具有可能性。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必然性
1、改革开放以前，农业哺育工业
　　建国之初，为了突破帝国主义的反华包围圈，保障国家安全，我国需要确立的国民经济发展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实现农业现代化，就不能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也就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个是加速实现工业现代化。如果工业化建立不起来，就没有重工业，也不会有军事工业，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证。加速实现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都很重要。由于当时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不能同时既建设农业现代化又建设工业现代化，二者必须选择其一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

　　农业产品既缺乏供给弹性又缺乏需求弹性，因而，不能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工业产品具备充足的供给弹性。如果工业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工厂就会扩大再生产。工业产品还具有很好的需求弹性。由于工业产品的利润率高，工业发展了，城市居民有钱了，就会购买更多的一、三产业的商品。因为工业化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把工业化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

　　但工业起步所需要的巨额启动资金从哪里来？建国之初，工业企业上交国家财政的不是税收而是利润。工业企业多交利润的方式就是提高企业的利润率。提高产品利润率的方法很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家选择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工人的工资低了，产品的成本就低了，利润就高，工业企业上交国家的利润也就高。国家用上交的利润发展工业，这样就能形成工业的良性循环。为让收入低的工人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政府低价购买农产品，在低价卖给城市居民，国家提供低价生活资料的方式维持了低工资制。

　　我国为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加快工业化进程，建立了适应低价收购农产品的农村经济体制。当时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有三个支柱构成：农产品统购统销、农村人民公社和现代户籍制度。一是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农产品统购统销是从1953年开始执行的。1953年秋天粮食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秋天，棉花实行统购统销；1957年，所有的五谷杂粮全部实行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指的是政府从农民手里购买农副产品后卖给城市居民。统购统销切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由于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民不愿卖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储存起来，自给自足。统购统销确保从农民那里买来农产品的措施遇挫。二是成立农村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即土地、大型生产工具、大牲畜等归生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这样所有的生产成果都归集体所有，农民个人没有支配权。国家通过层层下达命令，由人民公社向农民催缴除口粮、种子以外的所有粮食。农民纷纷要求到城市去生活。由于当时宪法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迁徙的自由。1956年开始，有2000万的农村人向城市流动，造成城市的生活必需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因此出台了现行的户籍制度。三是制定现代户籍制度。1958年1月9号，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两种户口，一种农村户口，一种城市户口。城市居民可以自由向农村转移，但农村户口的人进入城市受到种种限制。这个户籍制度解决了一个问题，把农民留在农村。

　　农村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从农民手里低价收购农产品，保证了城市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低价格，保证了工业生产的低工资制，进而保证了工业生产的高利润，保证工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用农业来哺育工业，用农村支援城市。国家通过高价卖出工业产品，低价买入农产品，高低价之差为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有资料统计显示，1953年到1985年，共32年的时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值是5800亿元，这个资金的数量正好是国家同时期用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总规模。农业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哺育了工业。

2、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支持城市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通过提供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农民通过交纳各种税赋支援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且通过土地非市场化流转支援了城市建设。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扩张、企业厂房扩建，道路建设等占用耕地越来越多，每年建设占用400多万亩土地，其中占耕地300多万亩。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土地出让金的分配中，政府占60--75%，集体占20--25%，农民占5--10%。改革开放以来，靠征地获得的财政收入达30000多亿元。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失去大量的经济利益，这些利益主要被企业和城市人享用。农民通过低价甚至是无价的土地出让，使城市人口享受到日益改善的生活环境，使得城市化、工业化在低成本下得以推进。

　　工业起步阶段，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这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工业起步是从零开始的，工业的发展资金必须来自于农业，这也是总书记谈的两个趋向之一。这不是那个社会制度或是执政党好坏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都必须走这条道。但母亲养育孩子，孩子长大了，母亲衰老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使农业哺育了工业，不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使农村支持了城市，但给农业、农村、农民带来了很多弊端：造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化经济与社会结构；阻碍了农民收入和农民素质的提高；限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障人民生活的重要基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必然要求。

1、农业保证人类生存的地位没有变
　　中国农业的发展历史久远，8000年前在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农业生产，7000年前在长江流域出现农业生产。1644年，清朝第三个皇帝顺治在北京建都，当时，户部注册的人口是9千万人，耕地是6亿亩。到1795年的150年的时间，也就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统治的时期即康乾盛世时期，社会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人口猛增至3亿人，户部注册的土地是10.5亿亩，人多地少的局面出现了。1795年到2005年的200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又增加了10亿，达到了130756万人，土地的开垦也增加了10亿亩，达到20.8亿。1996年，村庄、道路建设、企业、城市占地是1.3亿亩，耕地是19.5亿亩。到2005年底，村庄、道路建设占地1.5亿亩，城市建设占地5千万亩，工矿企业占地5千万亩，合计占地2.5亿亩，实有耕地18.3亿亩,不到10年的时间耕地减少了1.2亿亩，人多地少的局面进一步加剧。
随着南方和东部沿海经济的发展，中国历史上“南粮北运”的局面在90年代改为“北粮南运”。为了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必须种植16.5亿亩的粮食，而2003年种粮面积只有14.9亿亩。2003年底，为了激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对农民种粮、购买粮种、购买农机实行补贴。现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有所提高，种粮面积有所扩大，但还没有达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要求。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讲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体现了农村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 为什么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农业部、教育部等十二个部委，提出了小康生活应该满足的十六项指标。城市居民基本都达到了小康生活要求的十六项指标，但农民还有三项指标没有达到。第一、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没有达到1200元。小康生活的十六项指标体系规定，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到2000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200元，但实际上农民的实际人均纯收入只有1034元。小康生活体系中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均纯收入，这个最重要的指标没有达到，就不能说全国实现了小康。第二、农民初级医疗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农村初级医疗保障建立不起来，就意味着农民小病没地方看，大病没钱看。调查显示，城市人和农民最后死的地方不一样，城市人绝大多数是死在医院里，而70--80%的中西部农民死在自己家里。这里面有风俗习惯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农民没钱治疗重大疾病。另外，城镇居民和农民孩子的出生地也不同，城市的孩子都是出生在医院，而农民的孩子有35%是出生在自己家里。农民初级医疗体系建立不起来，就不能说他们的生活进入小康社会。第三、农民人均蛋白质摄入量不足75克。小康生活要求每人每天摄入的蛋白质不能少于75克。实际上这不是一个要求很高的指标，吃两个鸡蛋就可以吸收75克蛋白质。每人每天吸收75克蛋白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人每天摄入的热量不少于3000大卡，让农民有足够的热量保证身体健康，符合小康生活的要求。现在农民每天摄入的蛋白质是65克多一点，还差10克蛋白质。小康生活十六项指标中，农民还有这三项没有实现，因而我们就不能说农民真正的完全的实现了小康生活水准。

　　到2005年末，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83元为贫困人口的标准计算，农村贫困人口为2365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684-944元为低收入的标准计算，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067万人。以上两项加起来就是6432万人。另外全国还有两千多万人，随时可能因疾病、天灾、子女教育等原因从小康、温饱返贫。

　　我们原来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步点在东部，落脚点在西部”，现在应该改变一下，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步点在城市和郊区，落脚点在农村。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三农”问题是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我认为“三农”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1978年到1984年，由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连续六年农民平均每年收入增长达到16.5％，城乡的收入差距之比，1978年是2.57比1，1984年降到1.86比1。那时候，农民沐浴在改革的春风里，我们没有感觉到农村穷，农民也没有认为自己苦，反而很幸福。但1998年以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增长8.6％，而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实际增长只有4.3％。城乡的收入差距之比拉大，到2003年增加到3.23：1，2004年有所降低，是3.21：1，但2005年又变成了3.22：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农民的收入相对城市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自从我国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国家把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投向城市，现在的城市显得富丽堂皇，但农村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大多数农村还是显得脏乱差。2004年，有一个德国的前驻华大使回国以后，德国《镜报》的记者采访他：“你在中国当了几年大使，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呢？”他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于农民的收入相对于城市低，再加上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的时候，还有各种负担，所以农民真苦的感觉就出现了。社会要和谐，收入差距就不应该太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四千美元，农村达到三千美元，这样才是和谐。到2020年，如果不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即使经济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却很难建成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20年的高速增长，平均每年增长9.4%，2005年经济增长9.9%。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民收入比2000年翻两翻，意味着每年经济增长将达到7.18%以上，连续40年达到7%以上的经济增长水平，意味着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将创造经济连续增长的世界奇迹。

　　但事实上，拉动经济增长这辆马车的是两匹骏马和一匹瘦驴，进出口增长最快，其次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速度最慢。进出口的增长使我国和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投资增长带来了严重的生产过剩；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城市消费市场已经饱和，最大的农村消费市场在萎缩，县以下在国民消费总额中的比重在下降。80年代，县以下消费总额占65%以上，但到2005年，县以下占全国70%的人口，消费总额不到33%。商务部发布的调研报告预计，2006年上半年，内地600种主要消费品种，供过于求的商品有430种，占71.7%。供过于求的商品中，以饮料、服装、纺织品、家电、家居用品的比例较高。中央早就发出“扩大内需，尽快富裕农民，提高农民购买力”的号召。我国有广大的农村市场，有2.5亿农户，有74544万的农民。如果农民富裕了，可以把城市生产的工业产品消费掉，城市就可以维持再生产，甚至实现扩大再生产。如果农民穷或是没有使用工业品的配套设施，他就不会消费工业产品，城市的企业就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甚至不可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城市的工人就有可能失业。有经济学家说的话既通俗又易懂，他说“城市工人失业，是因为农民太穷。”农民富裕了，内需扩大了，城市居民的失业人数会减少，同时还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机会，国民经济就会进入良性循环。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能性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谈到：“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各方面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这样才能较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这句话的关键是“我国现在农村发展和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认识到现在已经进入到新阶段，工业应该反哺农业，才能尽快地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1、工业的发展具备了反哺农业的条件
　　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工农业之间的关系时讲了两个趋势。工业发展初期，农业哺育工业，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这是工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工业发展壮大了，工业反哺农业，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就像孩子出生，父母应尽抚养责任；孩子长大了，也应该对父母尽孝敬义务。在2004年底，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总体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这样一个阶段。要求我们，更加自觉的调整产业结构，帮助农业的发展。建国初期，我国工业从零开始，农业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农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0%，二、三产业占30%，由农业哺育工业这是农业应尽的责任。但现在和建国初期相比，我国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产值只占GDP的12.4%，而第二、三产业占GDP的87.6%。2005年，我国的GDP达到18.23万亿，居世界第四位；进出口14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财政收入3.16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8.8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即具备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

2、农民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随着经济、教育的发展，国防安全的需要，有大批的农民子弟进入大学、军队，有大批的农民到城市务工，这些返乡的学子、农民工、复员军人和在城市退休后返乡定居的干部，给农民带去了新观念、新思维，引起了农民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水平、收入水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的参与意识在增强，思富、念富、想富的愿望很强烈。为改变自己的贫困状况，农民走向市场，调研农副产品的供求状况，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种植结构。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为农闲外出务工创造条件。党中央提出搞新农村建设，无疑会给广大农民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反映了农民的内在要求，深受农民的欢迎和拥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反映了农民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