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央电视台二套１０月２７日播出题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对话节目。节目邀请中宣部副部长、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就大家普遍关注的当前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任务、目标以及集团化建设、加入ＷＴＯ后我们的应对措施等作了精辟的阐述，很有指导性。现摘录有关部分，供大家学习。
    主持人：对话开始之前，先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进程和发展。
    （资料片）中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改革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１９７８年底到１９８５年３月的１９００天里平均一天半就诞生一张报纸，改革开放后的１０年间，报纸从１８６种增加到１５７６种，增长７４７．３％；期刊从９３０种增加到６０７８种，增长５５３．３％；图书从１．５万种增加到７．５万种，增长４００％；全国拥有广播电台电视台１０００座，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超过７３％，电视剧生产２７１１部（集）。数量的迅猛发展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１９８９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内容日益丰富多彩，报纸扩版加页，电视节目版块化，广播更加轻松活泼。这一时期，我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在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数量进一步增长，到２００１年我国报纸达２１１１种，比１９８９年增长３３．９％，期刊８８８９种，比１９８９年增长４６．２％，图书１５．５万种，比１９８９年增长１０６．６％，广播电视播出机构１９８８个，广播和电视的人口覆盖率均超过９０％，生产电视剧８８７７部（集）。２００２年４月９日，中国出版集团成立，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６日，中国最大的新闻传媒集团——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成立，两大集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实施以组建传媒联合舰队，打造传媒航空母舰为重点的广播影视业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数量的增长到质量的提高，再到体制的创新，今天，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的新一轮新闻出版影视业改革将是一次更深层次的全方位改革，随着改革的整体推进，集团化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实力显著增强。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批准成立传媒集团７０家，其中报业集团３８家，出版发行期刊集团１５家，广电电影集团１７家。
    徐光春：我从事新闻工作将近４０年了，可以说是改革的见证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改革是在不断地往前推进的，以２００１年８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意见》为标志，这个阶段应该说我们整个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改革加大了力度、深度。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为动力，改革由局部推向全面，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由单向的一些改革向全面推进这样一种局面的发展。有三个方面大的突破：一个是改革的思想理论有大的突破；第二个突破是新闻工作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上有很大的突破，这主要是以集团化的发展为重要标志；第三个大的突破是在我们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整个实力上和影响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就今年广播影视来说，２００１年全行业的总收入达到５００亿人民币，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中华工商时报主任记者沈莉：听了徐部长你们几位刚才的介绍，确实感受到这些年媒体的发展特别快，比方说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报纸、杂志，还有广播电视节目了。请问徐部长，改革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就，难道改革改得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继续改？
    徐光春：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第一个原因因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作为上层建筑，要不断适应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第二方面的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特别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在已经比较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情况下，人们需要有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食粮。光多还不行，还要好。那么怎样更多、更好，我看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改革。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高新技术的运用，对我们传统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再一个方面的原因大家也是知道的，我们已经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们来说，我们将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广泛的领域里面参与经济的全球化，就是我们直面国外媒体对我们的挑战。所以要进行改革，要改革我们的管理理念，改革我们的管理手段，改革我们的管理方法，把我们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做强做大。我看主要原因是这么几个方面。
    新华社记者丁洪亮：刚才徐部长他好像说的是为什么要改革的问题，但是刚才我注意到了一个表情，就是徐部长把改革比喻成登山的时候，石署长非常沉重地、毫不犹豫地深表赞同，我想请问石署长，这一次改革和原来的改革有什么样的区别，让我这样一个从业人员能够非常有底的看到我们改革的方向？
    石宗源：新闻出版业的改革一直是在进行着，那么改革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发展。１９７８年的时候，全年全国发行图书３６亿册，总销售额也就是１０多个亿。但是到了去年，总销售额是９２０多亿。从这组数字大家都能看到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图书发行业的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也有一个局限，就是这仅仅属于经营方式，或者叫经营机制的改革，十五大以后新闻出版业的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进入到了体制改革的阶段。所以业内业外，大家为什么深刻认识到十五大以后改革的力度加大了呢？就是因为这触及到了体制问题，所以大家有这种感觉，我想原因就在于此。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刚才徐部长、石署长、李部长给我们描摹了面对改革的信心和动力，徐部长和石署长也提供了很多信息，作为研究人员，我们也能亲身感受到这些年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确实速度很快、力度很大，措施越来越严密。现在关心改革的人，在业内业外都很多，请石署长从战术层面告诉我们，下一轮改革的重要任务是什么？
    石宗源：这一阶段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在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对新闻出版业的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的调整。是当前一个新的时期我们新闻出版业改革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我们国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各个省市区都有人民出版社、都有教育出版社、都有文学出版社、都有科技出版社，也都有自己新华书店的省级发货点。每个省呢，又都有自己的新华印刷厂，这就叫同构现象，这个现象违背了出版产业不均衡发展的规律，所以造成了地区封锁、贸易壁垒、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等等，这些问题都出来了。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现在我们提出在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的进程中要加大市场整合的力度，要加快科技进步，推动产业升级，深化新闻出版单位内部经营机制的改革等等，都是着眼于对出版产业的结构进行战略性的调整。
    （字幕）当前改革的五大任务；一、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二、加大市场整合力度。三、调整结构，加强管理。四、促进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推动产业升级。五、所有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单位都要深化内部改革。
    陆小华：您能不能从战略层面告诉大家下一轮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石宗源：当前改革的五个探索是：一、探索建立新形势下保证党委领导、调控适度、运行有序、促进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二、探索建立保证正确导向、富有经营活力的微观运行机制；三、探索建立体现宣传文化特点，适应法制建设总体要求的政策法律体系；四、探索建立传播健康文化产品，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五、探索建立吸收国外优秀文化和先进技术，抵制腐朽文化，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格局。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研究员马越：我想问一个我思索了很久的问题，在整个改革设计的初期，为什么把集团化作为突破口呢？
    李从军：这个问题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考虑。把集团化的发展作为改革的重点，首先是借鉴了我们经济领域的成功经验，因为大型的集团，它的数量、规模和它的经营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标志。集团化的发展，是做大做强的一个有效途径。从世界５００强的前１００强看，全都是用集团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第二个考虑就是集团化的发展适应了世界传媒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大的传媒（集团）都是走超常规发展的道路，利用跨国购并、重组，以及资本的迅速扩张，来形成一个超级的传媒巨人。像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并购，资金就高达１９００亿美元，而且现在在当今世界的六大传媒（集团）当中，它们的营业额都超过了１００亿美元。当前世界上大的传媒，都是凭借自己品牌的优势，利用先进的组织方式和传播手段来覆盖受众、主导市场。从出版来说，贝塔斯曼集团和汤姆森等十大出版集团，就是凭借着连锁经营、物流配送来抢占市场。这十大出版集团，占整个世界图书市场的６０％，可见份额之高。第三个方面考虑就是从我国新闻出版业的自身发展要求来（满足）它的需要的。应该说这些年我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但是这种发展要看到另一面，就是它的发展基本上是走数量扩张这条道路的，如果和世界一些大的传媒（集团）相比，我们重量级的不多，往往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结构相当不合理。第四方面考虑，就是目前我们加入ＷＴＯ新的形势的需要，我记得在上海召开５００强会议的时候，有位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传媒（集团）总裁讲过这样一句话，对于世界传媒来说，中国无疑是个大金矿，现在的关键，是怎么找到这个金矿的入口处。我认为这个总裁已经找到答案了，这个入口处就是我们加入ＷＴＯ，他们凭借着我们的承诺，来扩大他们的文化产品的输入，并且和我们争夺一些市场。我想，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做大做强。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潘国彦：改革深入下去，会不会造成新闻传媒整个的市场化，这是我的一担忧。
    徐光春：我们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改革，当前必须要了解市场，要面向市场，同时也要赢得市场。但是，我们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不搞市场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不仅是一个大众传媒，而且是党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如果说我们一旦市场化以后，我们的各家新闻单位、各个出版单位就会一个劲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就会影响我们正确的舆论导向，最终就会使我们所肩负的这“四个人”的任务可能会忘却了。但是我更想强调一下，我们不搞市场化，但是我们必须要重视市场，如果我们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丢掉了市场，也就是说丢掉了我们的读者，丢掉了我们的观众，丢掉了我们的听众，后果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宣传，哪怕是正确的宣传也无人来接受了，我觉得要处理好导向和市场的关系。那么在整个改革中，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做到四个不能变，一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喉舌性质不能变；二是党管媒体不能变；三是党管干部不能变；四是正确舆论导向不能变。只有这样，我们在面向市场的过程中，才能够研究市场，能够赢得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宋辉：请问徐部长，在进一步深化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改革之后，是不是新闻界会更为开放，新闻媒介享有更多的报道权？
    徐光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改革过程中，如何看待新闻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问题，也是比较敏感的问题，我谈一点想法。首先我要说的是随着我们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改革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广大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会得到更大的发挥，这是改革必然带来的成果。所以随着改革的推进，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一定大有用武之地。说到新闻自由，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话题，因为在很长很长的一段历史始终在谈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的认识有些误区，就是把自由强调到一个绝对化的程度，这是不符合社会现实的，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任何事物到了绝对化的程度，必定要走向谬误。所谓新闻自由也是相对的，也就是说要在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来实现我们的新闻自由，要在不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前提下来发挥我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不断地在努力，我国广大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者是充分地享有新闻自由的。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的荧屏上那么丰富，我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所报道的、所播出的外国的新闻、外国的文艺节目、外国的电影、外国的电视剧乃至于外国的体育节目远远多于其它国家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的新闻是相当宽松的。我到美国去，到英国去打开他们国家的电视机，我要找我们中国的东西看真是很少很少，可是现在你只要在北京，哪怕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打开电视机，都有美国的新闻，都有美国的电影，世界都在我们眼前，我也想谈一点看法，实际上我们是比较注意对新闻的管理，而且我们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管理，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西方的一些国家，对新闻同样也在进行新闻管理的。我讲一个例子，最近我看到一份材料，一个老牌的西方大国的一家国家广播公司，前不久要申请办一个新的电视频道，花了多长时间？从申请的时间到批下来的时间花了１８个月，而且在批文批下来同意办的同时，政府还给它加了１２道指令，限制性的规定，其中有那么几条，一条是这个频道开播的节目９０％以上必须是国家的节目；第二条，国产的电视剧必须要注意原创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还有一条，有利于社会的重大新闻不能漏报，等等。这就是管理。我们通过改革，在整个环境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为广大新闻工作者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对于这一点，如果是西方的新闻工作者，在中国也会有具体的感受。
    唐龙国际传媒集团总裁陆兴东：请问三位部长，集团最近这段时间很快地在全国成立了很多个，但社会上现在流行着很多的说法，就是这种集团的组建，它不是市场需求的结合，是行政撮合，是政府在拉郎配，是麻袋装土豆，我不知道三位部长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石宗源：我来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我想对应一句，你是麻袋装土豆，我对应的是万事开头难。当然，如果是完全地靠行政捏合，搞翻牌，机制上得不到改革，它也不会解放生产力。我举个例子，上海的世纪出版集团，是由原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几家主要新闻单位组织起来的。但是自打集团组建起来以后，行政管理部门就再没有对它进行干预。完全由他们自行设计，自主改革，自我发展。所以这位朋友提出这个麻袋装土豆，我们希望是化学反应。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社长陈昕：事实上中国出版业在行政推动的同时，是非常注意尊重市场发展的一种要求，按照市场规律的一种特点来进行。我们集团是１９９９年２月成立的，在这之前有近３年的时间我们实际上做了大量的市场调查，组建集团的方案，曾经十易其稿，而且从１９９６年到１９９８年期间，我们曾经对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十个最大的出版集团进行过专门的考察和调研，最后呢，世纪出版集团在方案的设计过程当中，我们倾向于选择的是美国兰登书屋的一种运营的模式。
    主持人：你们的世纪出版集团起了化学变化吗？
    陈昕：以发行为例，原来我们下面是５家出版社，都有自己的一个发行科，这样一种小而全的配置，当时导致的是一种低效率、高成本、辐射力比较弱的一种状态。组建集团以后，集团成立了发行中心，撤销３５家出版社的发行科，马上就有初始的规模效应体现出来，开始化学反应。组建集团是否成功，或者是否有必要，关键的检验是它能不能带来１＋１大于２，甚至大于３的这种规模经济的效应。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吴先生，你们的深圳报业集团是什么时候开始尝到化学变化带来的甜头？
    深圳报业集团社长吴松营：我们是在１９９９年正式建立报业集团的，开头的时候总是有一点物理反应，就是大家凑在一起，但是开了头了，我觉得就不太难。我们建立报业集团三年来，广告收入增长４５％，净资产增长４８．６％，我们还是深圳的纳税大户，纳税增长７８．５％。
    主持人：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奇迹，您觉得跟集团的组建有关系吗？
    吴松营：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它内部机制，我刚才讲了观念的变化，然后我们内部体制改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管理机制、运作运行机制走了改革的路、走了集团化的路，资源更加合理地配置，人才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报纸也是越办越好。
    光线电视传播有限公司总裁王长田：我注意到我们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集团都是事业性质的集团，这跟一般意义上的企业集团有非常大的不同，当然也跟世界性的传媒集团也不同，我想有关部门在设计这种事业加企业的这个模式的时候，一定有自己的考虑，那么这种考虑到底是什么呢？另外，在什么情况下，主管部门希望这个集团看起来更像一个事业性的单位，在什么情况下，看起来更像一个企业性的单位呢？
    李从军：事业性的集团和企业性的集团有所不同，但它们也有共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就是这个事业集团也进行企业化管理，但是它作为事业集团来说，尤其是我们的广电，我们的报业，我们出版集团，因为它还有意识形态的特征，有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任务，所以它既要借鉴企业的一些做法，同时它不能完全去套用企业这一套。我们要获取利润，同时呢，我们又不能去单纯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可能要把宣传的业务和经营部门相对地进行分开，这样，它就更好操作。在这方面，山东报业集团做得还是很不错的。
    山东大众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徐熙玉：去年５月３１日，丁关根部长和部里几位部长到我们大众报业集团视察，对我们的报纸宣传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同时也指出我们的机制和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丁关根同志说现在这个集团基本上还是物理性的，化学变化不是太多。所以丁关根部长说要进行两分开改革，多起化学变化。去年以来，我们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集中进行了两分开的改革，就是在原来的母公司——大众报业有限公司之下新组建了７个公司，广告、发行、印务、信息、物业、房地产还有山东新闻大厦，另外还有一个对公司实行产权管理的投资管理中心。这样就在整个集团范围内实现新闻宣传和报业经营两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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