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他和爱人
　　与萧珊的至情至爱
　　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他却没看上任何人。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大半年之久，却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
　　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巴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用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巴金，文雅、快活地笑着说：“李先生，您比我猜想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呀！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于是，18岁的萧珊开始介绍自己。此后，两人开始了8年的恋爱。
　　姑娘的挚爱帮助巴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巴金为维持生计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不能被经济问题所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1944年5月1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他们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巴金4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女儿李小林，5年后，又添了儿子李小棠。
　　28年的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1972年7月底，萧珊患了直肠癌。手术前，萧珊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肝胆欲裂。1972年8月13日中午，萧珊与世长辞。她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他和老师
　　生活是最主要的老师
　　鲁迅作为导师对一代青年的影响毋庸置疑，巴金崇敬他。但在鲁迅生前，巴金没有去过他家。1936年10月19日上午，他和曹禺按照约定的时间造访鲁迅，没想到先生已于当天清晨去世。次日，巴金看到《大公报》上刊出一篇讽刺鲁迅的短评，平时很少情绪激动的他当即疾言厉色地拍案大叫。鲁迅的葬礼上，巴金是抬棺人之一。
　　巴金热爱屠格涅夫，翻译过他的小说和散文诗。他早期作品如《初恋》、《洛伯尔先生》都有明显的模仿屠格涅夫的痕迹，比如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主观的抒情和叙事相结合的手法。巴金作品总有一种青春的、纯洁的气息，带有屠格涅夫的影子。
　　巴金说：“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
　　他和朋友
　　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巴金和沈从文
　　沈从文是巴金的好友，1949年后两人有着不同的遭遇。20世纪30年代，巴金根据在北平的所见所感写了《沉落》，对周作人一类知识分子有所影射。沈从文很为巴金成为敏感人物着急，说他被两件事扰乱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现象耗费感情。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你感情太热，理性与感情对立时，却被感情常常占了胜利……”
　　巴金和曹禺
　　曹禺是巴金的挚友。他生前曾说：“我怀念北平的三道门，你住的简陋的房子。那时，我仅仅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大学生，是你在那里读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屉里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见这个青年还有可为，促使发表了这个剧本。你把我介绍进了文艺界，以后每部稿子，都由你看稿、发表，这件事我说了多少遍，然而我说不完，还要说。因为识马不容易，识人更难。”
　　巴金和冰心
　　冰心称巴金是“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他的可佩之处，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冰心晚年曾对一位晚辈说：“我写信给巴金，你干吗那么忧郁。我看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
　　巴金和黄裳
　　黄裳描述过1949年以前巴金在上海的生活：“巴金平常很少参加闲谈，他总是一个人在楼上工作。到了吃饭或来了客人时才叫他下来……(他)披着一件夹大衣，手里拿着一本小书，踏着有韵律的步子从楼上慢慢踱下来，从他那浮着微笑的面颜，微醺似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从阅读中获得的愉悦……巴金在我们身边，可是又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像一群孩子那样围着他喧闹，当他给孩子们分发‘糖果’时，他才是活泼的、生动的。这‘糖果’就是在他工作的出版社里出版的新书。”
　　巴金和萧乾
　　萧乾称巴金为“挚友、益友和畏友”。他说：“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

　　■巴金的父亲做过川北广元县的知县，童年的巴金在父亲审案的时候，常在二堂的公案旁边观看。犯人们被板子打得鲜血淋漓，然后还要挣扎着向大老爷磕头谢恩，这个场面给了巴金很深的刺激。对“挨了打还要谢恩”这种荒谬逻辑的思考，在他晚年的《随想录》中被重新阐发。
　　■巴金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新青年》是他最热爱的刊物。少年巴金曾怀着一颗战栗求助的心写信给《新青年》的编者陈独秀，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写信。最终，他没能等来回信，这是他少年时的一个挫折。
　　■1928年8月，巴金在法国写成了第一部小说《灭亡》，第一次使用了“巴金”这个名字。他在拉封丹中学的中国同学巴恩波不久前投水自杀，为纪念他采用了“巴”字，而“金”字，是因为他刚译完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这就是“巴金”笔名的由来。
　　■1931年，《家》最初在《时报》上连载时以“激流”为题，书名、作者都被套了红，版面上还用突出大字介绍作者是“新文坛巨子”。可是小说刊出的第二天，巴金就接到了大哥李尧枚服毒自杀的噩耗，这促使他重新调整了小说的构思—大哥成为小说的主角，高觉新的原型。
　　■1949年7月，巴金到北平参加中国文协成立大会。闲时去旧书店淘书，他买了一本名为《人生》的小书，署名“巴金作”，是上海励志书社出版的，巴金在扉页上顺手写了几个字：“原作者不知为何许人。我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书商真可恨！”
　　■1952年，巴金作为赴朝创作组组长来到抗美援朝前线。巴金在前线备受关照，他觉得盛情难却同时又非常不安。领导机关常送来烟、白糖、奶粉等物品，他借口感冒没好索性戒烟。巴金这一时期的小说《团圆》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
　　■1981年，有记者访问巴金，看见到处都摊着书，老人正忙着整理。问他在做什么，巴金抚摩着书答：“我在做身后事……就是把这些书整理出来，捐出去，死后就没法做了。”问他为什么不让别人代劳，他说，要分类，别人不晓得有哪些书。1982年，搬书的人来了，巴金静静坐在楼梯边一张老式木椅上，默默送别这些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朋友”。
　　■巴金为他晚年的专职司机老彭的孙女起了名字。巴金说：“就取一个普通点的名字。生男孩叫彭大明，生女孩叫彭明英。大明、明英的意思，就是正大光明。做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做正大光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