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家来中国投资的印度大型软件公司负责人，阿加瓦尔一点没有掩饰自己在中国市场的雄心，“我们是凶狠、咄咄逼人的。”

　　“在9到12个月内，我们将在北京开设新的独资公司。”萨蒂扬亚太区高级副总裁阿加瓦尔对记者表示，正是在印度总理访华刺激下，包括印度第四大软件公司萨蒂扬（Satyam）在内的一些印度软件公司正在积极酝酿在华业务的新一轮扩张。

　　“每一次高级领导人的访问，都将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大门”，6月26日，印度全国软件及服务公司协会会长米塔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的一个重要议程，印度全国软件及服务公司协会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当天一道在上海召开了“中印信息技术论坛”。

　　萨蒂扬的扩张冲动

　　虽然在业界，萨蒂扬以作风剽悍著称，但是，萨蒂扬在中国的投资一开始极其小心翼翼。

　　2002年1月29日，萨蒂扬率先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据阿加瓦尔透露说，设立办事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先了解中国市场，由于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差异比较大，萨蒂扬一开始对中国市场需要熟悉。

　　在萨蒂扬之后和度最大的几家软件公司：Infosys（信息技术系统公司）、TCS（塔塔咨询公司）、WIPRO（威普瑞）先后宣布落户浦东软件园，这也形成了印度软件企业投资中国的第一波高潮。这几家软件公司在印度整个软件行业中占据了30％的市场份额。

　　作为印度众多软件企业的行业代表，在米塔尔看来，印度软件企业集团进军中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中国软件和服务市场在今后5到6年内将保持50％以上的增长速度”，印度企业在这个重要的市场上不能缺位。而且米塔尔分析说，对于日本客户来说，印度软件公司在中国设点可以更容易提供产品。

　　在用了一年的时间来熟悉中国市场之后，萨蒂扬极具进攻性的工作作风开始发挥出来，2003年2月，萨蒂扬正式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独资企业——萨蒂扬软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该独资公司有三大工作任务：第一是服务好萨蒂扬现有的欧美客户，然后是瞄准日本市场并开发新的市场，同时积极拓展中国的大型企业。

　　而在设立独资公司的同时，萨蒂扬还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大型软件研发中心，到现在为止，萨蒂扬在上海已经有了软件工程师150人左右，这个软件研发中心已经成为萨蒂扬全球研发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

　　虽然是小心翼翼地进入中国市场，但是萨蒂扬在中国市场已经颇有斩获，上海通用汽车已经成为萨蒂扬的客户，而通过同系统集成商的合作，萨蒂扬也拿下了来自“中国最大的一家银行”的订单。萨蒂扬同时还把一些软件开发的业务外包给了中国公司。

　　而现在，阿加瓦尔正在北京积极选择新的公司地址，再过几个月，萨蒂扬就将北上，从而可以跨足京、沪两地。

　　寻求集体突破

　　萨蒂扬在中国市场取得的成绩显然刺激了众多的印度软件企业，在26日召开的“中印信息技术论坛”上，包括塔塔咨询公司亚洲区董事长盖瑞加等印度软件巨擘集体亮相上海。而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也于26日上午参加会议发表了“印度与中国：IT领域的机遇与挑战论坛”的主题演讲。

　　虽然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此次访华带来了60位工商界人士，涵盖了钢铁、汽车、机械设备、医药、纺织等不同的行业，但是在上海举行的这次论坛上，唱主角的还是印度的软件公司，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论坛举行的企业家一对一招商洽谈中，印度软件公司占据了大部分的席位。

　　据印度全国软件及服务公司协会相关人士介绍说，印度软件和信息服务行业的产值高达120亿美元而在1990年的时候，这个行业的产值还只有5000万美元。现在印度的软件以后出口到了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已经超过了印度全国出口总额的20%，在整个印度的GDP中的占有额已经超过了2％。

　　在印度，软件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整个印度的软件公司拥有超过650000名工程师，其雇员总数仅次于美国，印度全国的160所大学和500所学院设立有软件方面的专业，每年从大学毕业的软件技术人员高达178000人，而每年进入到软件行业的专业人员也高达73000到85000人。

　　据IDC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说，到2008年，印度软件业产值将达到850亿美元，其中出口500亿美元。

　　也正是在印度软件业的金字招牌吸引下，来自中方的350多位企业家代表参加了这次论坛，“希望借助总理访华，促使更多的企业来中国”，米塔尔预计说，在四大软件公司投资上海之后，印度软件企业在总理访华的推动下将形成第二波进军中国的高潮。

　　觊觎日本外包市场

　　在欧美的软件外包市场，印度软件公司几乎一统天下。

　　东软董事长总裁刘积仁此前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在中国还被美国认为是敌对国家的那段时间，中国根本就不可能拿到CMM认证。就是到现在为止，国内软件企业拿到CMM5认证的还只有东软和摩托罗拉在华的软件研发中心，而据印度全国软件及服务公司协会相关人士介绍，目前印度通过CMM5认证的软件公司已经有50家。CMM标准的设立，是由于当时美国国防部为了把项目外包做出的一个标准。

　　欧美市场暂时敌不过印度，包括东软在内的中国软件企业把出口的目标市场瞄准了日本市场。印度软件公司的语言优势到日本也不太奏效了，日本本身就是个特别保守的国家，现在大部分的外包是由日本本土公司来进行的，这就意味着，在日本市场上，我们和印度是在同样的起跑线上竞争，刘积仁分析说。

　　正是在中国企业的这种努力下，很多日本公司的项目正在从印度向中国这方面转移，东软的5000名员工中就有很多人在从事来自日本的软件外包业务。

　　“的确可以这么讲，我们要通过中国分公司发展日本客户”，阿加瓦尔丝毫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而TCS亚洲区董事长盖瑞加也此次论坛上阐释了中国设立分公司的三步走战略目标，“首先关注跨国企业，然后转 移到本地企业，最后扩展到日韩等市场”。

　　看来，中印软件在日本的争夺将越来越 激烈。

　　阿伦·舒里亚：中印联手，可从日本手中夺得机会

　　见习记者 汪生科 李磊 上海报道

　　6月25日，印度的诗人总理率领他的由政府高官及企业CEO组成的豪华代表团抵临上海，同一天抵达上海的，还有印度信息技术部长阿伦·舒里亚。

　　阿伦·舒里亚随后在上海举行的名为“信息产业：印度和中国：信息技术的挑战和机遇” 的峰会上对中印两国的企业家说，如果中国和印度两国联起手来，在信息产业领域进行一系列的战略合作，就可以从日本或者德国手中夺得欧美发达市场中的机会。

　　6月26日，阿伦·舒里亚在上海花园饭店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21世纪》：印度软件和服务公司联合会的主席索姆·米特儿先生再三提到了政府在IT产业发展上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您觉得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有哪些？

　　阿伦·舒里亚：中国的情况我还不是非常了解，所以没有资格去评价。但我想，政府主要的功能就是制订规则和进行战略规划，而不要轻易去干预市场。

　　《21世纪》：您能为我们详细列举印度政府在促进IT产业上的举措吗？

　　阿伦·乡里亚：总体而言，这些年印度政府主要作为包括如下几条：首先是相关人才的培养，印度有相当规模的工程师（学校每年要输出178，00O名工程类专业毕业生）、软件开发人员（160所高校以及500所研究院所都能提供达到学位标准的计算机教育）和科学家。人力资源是我们成功的关键；其次是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规范与稳固的政策框架，力争与全球趋势保持同步；第三是IT产业进口关税合理化，软件的进口关税为零；第四是给予软件出口商以及IT专业人员特殊的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建立开发中心，在印度投资；第五是在软件科技园和经济特区建立一流的IT基础设施；第六是强调并推广电子政务和电子化国民服务；第七是大多数印度邦级政府都推出了当地的IT政策，力争把他们的地区发展成印度硅谷。

　　我还想要强调的就是大力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电子商务经营，从而保证《版权法》以及《2000版IT法案》等法律的顺利实施。

　　《21世纪》：但知识产权的保护在中国的部分地区还或多或少是一个问题。这会使得即将开始的合作带有试探性的色彩或者说有所保留吗？

　　阿伦·舒里亚：如果你的陈述成立的话，也许这会间接地影响到合作的方式。但据我所了解，中国政府做了相当的工作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21世纪》：而这种优势与中国的优势又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

　　阿伦·舒里亚：是的，这种互补性相当强。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主要的制造中心，而印度是一个逐渐崛起的软件服务中心，在熟练的劳动力方面，包括软件服务和硬件服务方面，我们这两个国家实际上都具备了一定的合作条件。

　　我现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包括：中国今后将重点放在产品上、而印度放在承包服务和解决方案上。我相信我们这两个国家一旦携手，对抗发达国家那些庞然竞争对手的合力一旦形成，占据全球信息通信技术的高端市场就一定会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