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一二年，在世纪之末和世纪之初，人们回顾和总结近百年文学时，文学大师成了引人注目、思考和争议的重要话题。何谓文学大师？近百年文学长河中有没有文学大师？或哪几位大体上已被公认为是文学大师？
这是一个诱人的话题，也是一个能进一步激活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和作家智慧的话题。
中外文学史证明，不是所有的时代都能产生文学大师的，没有或不能产生文学大师的时代，正如没有或不能产生哲学大师、史学大师、书画大师、音乐大师等的时代一样，是没有精神火花的平庸的时代，是精神萎靡的、在生活和艺术领域黯然无光、无色、无声和无趣的可悲的时代，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的文明进程都将滞后或陷入泥淖。
因而近百年有无文学大师，以及文学大师智慧的高度和深度，就成了衡量这一时代文学甚至文化精神高低、优劣和深浅的关键。
我们所说的文学大师，通常指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分别在特定的时代对文学长河有原创性的、杰出贡献的作家、理论家（在同一大范畴的单个领域或兼及几个领域卓有成就者）。由此综观近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很少以“文学大师”为题来评价作家的历史地位的。就总体而论，并综合以往和当前学术界众多研究者相近于“文学大师”的观点，研究者们对以下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都曾程度不同的论述和触及过，他们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林语堂、夏衍、田汉、徐志摩、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老舍、巴金、冰心、钱钟书、胡风、曹禺、梁实秋、张爱玲、艾青、金庸等。
很显然，面对这一长串名单，争论是必然的。在笔者看来，虽然上述作家和评论家对近百年文学都作出过自己独特的贡献，都在当时或当下产生过很大或一定的影响，有的也可在文学的单个领域评为大师，如散文大师朱自清，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诗歌大师艾青等，但文学的单个领域的大师更应指某种文体创作的大师，与涵盖文学多个领域、作品中较为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含量，以及作家的人格力量等近于兼备的文学大师的评价还是不同的。
以上列出的在近百年文学长河上星光灿烂的名单中，绝大多数作家已经作古－－其中有的堪称文学大师，基本上已有共识，如鲁迅、胡适、沈从文等，有的尚待更充分、更深入的研究，如周作人、郁达夫等。
我们一定已注意到，上列名单中，尚健在人世的，只剩下巴金和金庸了。如前所述，如将金庸定位为武侠小说大师，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庶几无太大异议。那么，巴金呢？在近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能否将巴金以文学大师的桂冠来定位呢？－－在这里，任何偏见、浮躁、激烈、迎合都是非科学的，我们仍然应对巴金作深入的、具体的学理性研究，通过评析巴金的全部作品、漫长的创作道路、创作思想，并将老作家置于中国近百年文学史和文化史大背景上去考察，－－着重考察和评析巴金在近一个世纪的文学活动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哪些原创性的杰出的贡献，－－才可望接近真理，具有说服力。
二
说巴金在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是基于如下一些事实。即巴金是中国划时代的“五四”文化运动的产儿，他的创作活动从他发表第一篇文章的1921年算起，有七十余年的漫长历程，创作和译作一千万字左右，涉及的文学样式有诗、散文、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他早年热衷于多种激进的青年活动，留法回国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译介和编写旨在宣传自己信仰的“安那其”思想的书籍，并以空前的激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主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关注和投入革命的学生运动和全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九年以后，在热情讴歌新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当时主流体制发动的几次政治运动；在十年浩劫之后，又曾焕发了创作的青春，因而在八、九十年代，先后获得了法、意、美、日等国家或文化学术团体授予的荣誉称号。然而，在巴金漫长的一生中，又先后遭到极左思潮的冲击，以及国家体制多次严酷的批判和批斗，夫人萧珊惨遭迫害，因病致死，家人受难，他本人身心亦遭伤害。综观巴金的一生及其创作，毁和誉、荣与辱、褒和贬贯串了老作家的一生。但巴金终以他几部里程碑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讲真话”的人格、“永远燃烧的心”的矢志精神而受世人敬仰。－－凡熟悉中国近百年历史和文学史者都应知道，以上对巴金简要的概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长河中，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
以丰富、复杂、闪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参照，巴金的原创性和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二、三十年代、茅盾、叶圣陶、冰心、郁达夫、沈从文、蒋光慈、丁玲等作家，都写过一些青年或青年知识者的形象，而巴金在多部中、长篇小说中描绘的一长串系列青年形象，如杜大心，张为群、李静淑、李冷、吴仁民、李佩珠、陈真、高志元，方亚丹，周如水、敏、惠、德等，是迥异于上述作家的，是巴金的独创。巴金笔下的杜大心、李佩珠等青年，他们几乎都是那个时代一群特殊的年轻“革命者”：热情、执著、无畏、正义、而又偏激、忧郁、狂热、神经质，却几乎都有一颗为信仰而献身的火热的心。在遇到革命和恋爱的冲突时，他们又几乎都是服从“第一需要”的“革命”；“革命”的方式是集会、散发传单、争论、演讲和暗杀等，他们的命运归宿多半是为了信仰而牺牲生活的幸福和爱情，并在恐怖活动中“壮烈殉情”－－他们几乎都带有虚无的“安那其主义”思想的色彩和性格基调。在二十世纪初叶，这种“色彩”和“基调”，与其时狂飙突进的时代，与“五四”前后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相合拍，所以，巴金的中篇小说处女作《灭亡》（1928年8月写成，1929年连载于《小说月报》1－4期，1929年10月开明书店出版）一经问世，很快引起文坛瞩目。叶圣陶称其为是一部“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载《小说月报》1928年第二十卷“内容预告”）的书；刚果伦同时也指出了《灭亡》迥异于别的作家和作品的“特色”：“这是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的创作”。（《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三期）在以后陆续出版的小说《死去的太阳》、《新生》、《雾》、《雨》、《电》，甚至三十年代初出版的长篇小说《家》等，其中的不少青年知识者的形象虽然与《灭亡》中的杜大心有别，但人物的思想渊源和性格基调都与《灭亡》有着或显或隐的牵连。作者曾多次说过，他是“流了眼泪来写”这些青年的，他“喜欢”他们（她们），因为“《爱情三步曲》里面活动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巴金根据自己青少年时代沉浸的生活，以及一群热血青少年朋友激进的活动和性格塑造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二、三十年代文学人物画廊－－为同时代的别个作家未曾创造和难以创造的独特的一群；而巴金笔下的这些系列形象，不仅折射出中国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若干真实面貌，而且历史已证明，那些含有虚无思想的青少年系列形象的人性描写－－精神、感情、性格、心理等，在人类历史以及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虽然年轻巴金当时的艺术笔力似嫌不足，但那些系列群像依然获得了持久的认识价值和生命力。
巴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原创性和突出贡献还表现在，巴金的整个文学道路，就是长时期的坚持控诉和反抗封建专制、封建礼教的道路，而且具有相当的深刻性。这在新文学作家中也是很少见的。自然，反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封建传统和宗法制，鲁迅达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以媲美的旷代罕见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但鲁迅不幸在三十年代中期（1936年）病逝。其他如茅盾、冰心、老舍、郁达夫、田汉、曹禺、沈从文、冯文炳、庐隐、张天翼、赵树理等都写过多寡不一、深浅有别的反封建的小说，但他们创作的主要成就不在此，如冰心以爱的哲学统摄一生，郁达夫以自传体的私小说张扬个性，叶圣陶则以描写“灰色卑琐人生”见长，沈从文却是以展示湘西人性风俗驰誉，张天翼擅长对卑琐灵魂的讽刺，赵树理的反封建又仅止於对封建婚姻的故事叙述。……而巴金的反封建不仅时间长，内容丰富，而且激烈，具有深度。尤其是从长篇《家》、《春》、《秋》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随笔封笔之作《随想录》，间隔半个世纪左右，横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面对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社会的瞬息多变，万千世相，以及个人及家庭的风雨坎坷、悲欢离合，巴金反封建专制、反封建礼教的“燃烧的心”始终如一，斗志弥坚。三十年代，他对封建专制的罪恶多次发出“我控诉”的呼号，八十年代坚持说反封建的杰作“《家》没有过时”。一些有影响的巴金研究者，曾一再论析巴金思想感情的热烈、真诚等，却往往回避论述他的思想已达到的深度，甚至说“巴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是指巴金作品的畅销、巴金的社会热点“过去了”，也许不无道理；但如果指巴金作品已经过时、巴金的反封建思想已经过时，这显然是一种浅见。一个很普通而又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巴金文学创作七十余年，没有停止过对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封建秩序、封建的宗法体制的揭露、控诉和批判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对几千年中国历史本质的把握、对几千年中国思想史的感悟、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国情、民情以及现存秩序的耳闻目睹，这正是巴金一辈子坚持反封建专制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巴金反封建专制的思想具有深刻性的根本原因。在这里，要列举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封建现象，来论证巴金反封建思想的合理性和深刻性，完全是多余的。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封建主义的种种内容和形式也已随之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但封建因素还长期存在，特殊时期和特殊场合还相当猖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仅此一端，即可见巴金的作品没有过时，仍有生命力。巴金文学作品思想上的深刻性，还表现在，老作家多方位、多角度，层层剖析地反封建专制。毋需列举巴金散文及短篇小说中的很多文字和细节，仅以《家》来看，巴金通过书中众多的人物如高老太爷和觉新等，形象地解剖了封建制度的专制性，解剖了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麻醉性，解剖了封建制度的残酷性、腐朽性和虚伪性，解剖了封建制度的顽固性等。对于巴金反封建思想的持久性和深刻性，似乎也是为一些巴金研究者所疏忽的，然而，这些，正是巴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以至世界文学的又一个突出的贡献。
三
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二十世纪初叶产生了划时代的“五四”新文学。所谓“划时代”－－不是割断历史，而是指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的意义，－－主要指文学具有了新的思想意识、新的生活内容、新的人物形象、新的语言载体、新的表现形式以及新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多部文学作品和多位文学大师等。巴金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学的突出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以上论述之外，另有贯穿《激流三部曲》全书的唯一形象高觉新，这是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具有很高典型性的人物形象：他自己明明身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和伤害，又以封建礼教去麻醉和伤害比他更年轻的一代；他一方面不满封建礼教和封建规范，一方面又执行和维护这种礼教和规范；他对封建礼教的最高主宰百依百顺，奉行“作揖主义”，又暗中同情和支持叛逆者去寻找“新的光明”、“新的路”。作家是以他熟悉的大哥为模特儿来塑造高觉新的，因而在觉新形象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和感情，艺术笔力饱满而从容，深情而自然。这一人物的艺术价值已超越了文学作品艺术形象的范畴，获得了思想层面和哲学层面上的超时空意义。那些为某种违背历史和时代趋势、违背人民大众利益和违背人性、正义、公道的权威、霸权和专制体制而一边“作揖”、一边传达“圣旨”的言行，那些身受其害却又身获其利，因而压制、劝导或蒙骗别人就范的言行……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复杂而深层的人性描写。虽然在巴金全部作品中，具有类似觉新这样的历史感、哲学感和艺术上的立体感的形象仅此一个，但“这一个”在最完美的意义上，恰恰是黑格尔老人在理论上阐发的“这一个”的形象体现。－－高觉新，这是中外文学史上堪与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于连、浮士德、布鲁姆（《尤利西斯》）、冉·阿让（《悲惨世界》）、贾宝玉、阿Q等媲美的、不朽的艺术典型。自然，要把握觉新这样的形象，仅从文本意义上去判断，是难悟深髓的。这与真正深入把握和评论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布鲁姆、浮士德、贾宝玉等丰富深邃的思想艺术内涵一样，还必须了解和熟悉作品及其形象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思潮、民族特色、作者生活时代的人文环境，以及作者自身的思想演变等。巴金对高觉新形象的创造，是老作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又一突出贡献。
四
虽然巴金不厌其烦地一再声称自己“不是文学家”，认为“写作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但巴金依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在文体创造、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过，巴金的上述几方面，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并没有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惟有关于中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形式，是巴金引进西方小说“三部曲”而运用于自己写作实践中的一种“创造”。据作家有意和无意为之及研究者的归纳，巴金计有《灭亡》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火》三部曲、《人生》三部曲。三、四十年代较多的运用“三部曲”形式创作的还有茅盾。他们的这一实践，对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文坛上长篇小说三部曲的涌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就以上简约概括，不难看出巴金七十余年文学道路上的基本实绩。其中具有激烈的“安那其”色彩的青少年革命知识者的系列群像，作者对他们的人性描写，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的意义，－－虽然，多半人物描写的艺术功力不足，但这些群象属巴金的首创，在文学史上就具有了原创性，为文学史提供了崭新的人物形象。此外，巴金关于反封建制度的激烈、持久和深度，关于觉新艺术典型的塑造等，也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突出贡献。－－巴金文学作品中的这些内容，在文学史上都具有一种经典性。如果再从另一侧面继续考察，巴金对乡土和人民的深厚挚爱、宣泄情感的叙事笔调、对青年男女悲剧命运的描绘、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的精美，以及随想录中直面现实、直抒真情的随笔的力度和老道的文笔，……这一些在文学史上虽不属原创，但仍然体现了巴金文学创作的追求、才能和特色。
通过对巴金“这一个”文学写作的原创性和突出贡献的概括的分析，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文学大师的评价标准呢？能否使我们对文学大师理论的探讨丰富些、加深些？
巴金已以自己千万言的著、译，七十余年的社会活动，以及近百年的命运、人格和理想追求，为自己树起了一座丰碑。正如五十年代初一位法国学者所说，“巴金的作品，是中国文艺复兴和社会革命的动人的传述，它好象我们古代的陶醉人的歌曲，永远要留在我们人间！它是我们新中国的读物，等到这个时代过去后，虽然那时或者也许有比他更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出现，可是他的作品如同珍贵的文献一样，永远要被后人保存着。”（法国明兴礼著《巴金的生活和创作》，王继文译，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年5月出版）
